三州木料仓转运码头最近一段时间内，靠岸的货船数量陡然就暴涨了不少。不仅仅是近海诸如石城铁料码头的货，还有登莱和朝鲜道的散货。大量的铁料、焦炭、木料、石料、盐、纺织物料……在一段时间内频繁交易。
甚至还初夏南国契丹人换了行头，假装是辽西庄稼汉，把粮食贩卖到沧州南这种怪诞的事情。
“这个韩习，有点钱谷的意思啊。”
开了个小会，都是心腹，老张也就比较随意，“钱谷说到底也不算正经皇帝家奴，这个韩习，大不一样。”
“行市都是如此的，皇帝用人，总不能只用一样。勋贵强了，自然要打压勋贵；外戚强了，就要打压外戚；世家强了，也肯定要打压世家。打一派，自然要拉一派，千几百年都是这么个道理。”
老张听了点点头：“不过这个韩习，也是够狠的。德州地面被祸害的不轻，他也不怕皇帝借他人头一用。毕竟，他是‘奉命行事’，真要寻个‘办事不力’‘为祸一方’的罪过，也要寻在德州刺史府身上。这德州府，也是倒了霉，碰上这种‘自灭满门’的，也只能拍拍屁股走人。”
这种情况，别说宇文禅师，宇文述复生也没什么卵用。碰上强势皇帝，底气又这么足，怎么可能承认说这破事儿是朕太贪做错了？
再拖个一年半载，宇文禅师人头落地是铁板钉钉。他不死谁死？反正他爹也没什么用场，能活到贞观二十年，简直是祖坟埋的好。
“离开那是非之地也是好的，就是不知道事情闹大了，会不会重现‘巨野县’故事？”
“嗳，那不一样。”
张德摇摇头，对一众心腹道，“当年‘巨野县’一事，推波助澜的有两个，一是清河崔氏，这个人所皆知，皇帝也正好反手借着‘平叛’，把清河崔氏在洛阳的基业，连根拔起。只是‘巨野县余孽’能够撑恁般久，没有‘钱粮’，没有藏身之处，怎可能？”
“使君是说江淮世族？”
“不拘江淮，更不止世族。”老张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除了江淮，像是苏州、常州、杭州，哪里少了塞点钱就想闹事的人家？除了世族，你们以为那些个发家致富的商贾就不成掺合？这年头，虽说行商会社，稍微大一点的，都是世族掌控，豪强遮掩，但也不是没有理财了得的天才人物。”
喝了口茶，张德接着说道，“这些人也就是有钱，便是想要让家族子弟‘出仕’，寻个门路，至多也就是上县县令，了不起一个漕运司衙门。在两京之中，想要‘行卷’求个‘知己’，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有成功的。”
哪怕到了贞观二十年，真正有话语权的商会商社，无一例外，都是类似“忠义社”、“西秦社”、“北都社”等等中央或者地方的权贵马甲。想要靠聪明才智就能混成行业“魁首”，想也别想。
普通商人再怎么有钱，地位之低下，一个无下限的小吏，就能治得他死去活来。县太爷心情好不搭理你，心情不好，你赚万贯家财，也就是一张纸一杆笔的事情，再来二三十个两班皂隶，当天就能“死全家”。
因此，想要在行业中混出头，最次最次，家族也得是“寒门”。
市场活跃搞起来当然不可能只靠权贵只靠官僚资本，让民间资本可以跟着喝汤，也是惯例。只是人性就是如此，“低贱”商人想要获得和“高贵”商人一样的权利，那么一般手段无法做到，就只能寄托希望“英雄救世”。
那么“英雄”的最大特点是什么？通常情况下人们只会注意其品德品质，但共通性最高的特点，并非是品德，而是力量。
“我们武汉能够有此局面，来年兴许常驻丁口就要破两百万，便是有一个不能说的道理。那就是给真正的‘商贾贱业’一条出路。各大市镇，比如新设咸宁市，不敢说一定保证‘能者上庸者下’，但也不会出现‘巧取豪夺’易如反掌不是？”
众人微微点头，这个道理，也是武汉诸多“不能说秘密”中的一个。张德心腹，自然是知道的，但武汉官场一般公开不会讨论。
“商贾贱业”这是历朝历代不断“钦定”的，武汉没可能现在就去公开叫板。再一个，武汉内部吃肉的总归还是权贵，“残羹冷炙”扔给“贱人”，也是不少武汉精英的一种怜悯施舍心态。
所以，即便有些人觉得这没道理，但哪怕在武汉内部，也不能公开地宣扬。
哪怕是“李江北”李奉诫，他也没兴趣给商贾撑腰，毕竟，商贾和“万民”比起来，简直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
“那末，道理就很简单了，在武汉，那些个自谋出路的商贾，还是有些门路，能够换个门楣。江淮江南的，就是难了，这些个商贾，虽说表面上是跟着巨贾豪商一起‘凑份子’给‘巨野余孽’添柴火。但本心而言，却非是随手为之。”
表现形式一样，但原动力不一样，这个道理，武汉的治理者们，都是有这样的“思辨”。只是操持业务的时候，依旧秉持“论迹不论心”，这也不是说武汉的治理者们精神分裂，而是公事归公事，不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是一个行业精英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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