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公元1842年8月），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皋华丽号军舰上，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次年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此后，英、美、法相继在上海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公元1845年，英国麦边洋行在黄浦江北岸建设了一个国际客运码头，随意起名为wayside wharf，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路边的码头，并按照中文读音取中文名为汇山码头。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麦边洋行将码头卖给日本株式邮船会社，被日本人经营成了当时上海黄浦江上最好的客货两用码头，也被日本人经营成上海最重要的日军军事据点之一。
在杨安和彭班长返回前线的路上，杨安知道这次国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黄浦江北岸的汇山码头，只是杨安所跟随的三十六师今晚并不担负主攻任务，担负主攻任务的部队仍然是八十七师。
8月19日，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以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来到上海进行战地视察。他在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国军八十八师、八十七师的防地，之后提出了“将攻击的重点由左翼的公大纱厂改为汇山码头，争取从中央突破，将敌人的阵地截为两段，然后再向两个方面分别扫荡”的指导意见。对此，张治中十分赞同，心底也是暗暗佩服这位年轻高级将领的军事智慧与才能。在送走陈诚后，张治中一直思索着上海的战局及自己的军事部署，结合陈诚的指导意见，思量着下一步战斗部署。直到，下午五时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的电话打断了他的思考，最后在江湾镇八十七师指挥所他下达了今晚的战斗命令。
在下达了这次进攻的命令后，为了加强八十七师的攻击力量，张治中将军专门将装甲团的战车配属给这支主攻部队。想到装甲团，张治中也不由地暗叹国军的底子实在是太薄太薄，泱泱大国，陆军不下200万人，但作为陆战之王的坦克却仅有几十辆，性能相对较好的要数英国维克斯六吨坦克、维克斯水陆两栖坦克和德国克虏伯轻型坦克。这些“稀罕货”大部统配在几个月之前刚刚成立的陆军装甲团战车营（下辖战车第1、2、3连）。这个战车部队稀罕到以致于每次调动都要由蒋委员长亲自调配。
“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个战车营被调配到北方战线。而上海战事爆发，最高统帅部意识到上海局势的重要性，又将这支部队调往上海。8月15日，最高统帅部给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发电：“开到顺德一带战车连，即刻星夜调回上海，战车防御炮亦调回两连回沪”。就这样，留置在南京保养维护中的五辆维克斯六吨坦克及部分后勤补给车辆，临时配备战车第1连第1排，先行赶赴上海支援作战。第1连第1排先是通过铁路输送到昆山，后开进抵沪加入第九集团军战斗序列。17日黎明，朱崇钰排长率领两辆坦克配属第三十六师进攻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然而，情况实在糟糕，令人失望，两辆坦克很快损坏，又被弄下来修理。看到身边下属的表情，张治中也只有无奈地自语道：“我们临时拉来几辆破坦克，好的坦克早调到北方去了。”
想到这些，张治中心中也是无奈至极，从河北调来的坦克，还要等到8月21日才能转进到上海参加战斗，只有将在南京停止维修而匆忙派来上海的这几台老旧坦克派到前线。
装甲团战车第1连连长郭恒健受领配属给第八十七师进攻汇山码头的命令后，感到十分为难。这为难并不是自己惧怕牺牲，因为这次入沪参战，他早已作好为国捐躯的准备。因为他知道，平时坦克训练油料消耗巨大、训练成本高昂等因素，从来没有与步兵进行过步坦协同训练和演习，根本发挥不了最大战斗效能。加上步兵指挥员并不了解轻型坦克的技术性能和战斗参数，不能有效指挥步兵保护坦克，坦克只能在战斗中孤军作战，这已在前天的作战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步兵指挥员根本不听战车连的建议。在这城市攻坚战斗中，轻型坦克只能沿街行驶，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失去了步兵的伴随与保护，极易成为敌人坦克、战防炮甚至是步兵单兵攻击的目标，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另外，这批调来的坦克属老旧坦克，尚在维修保养之中，怎能胜任这艰险的战斗任务。
张治中曾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郭恒健曾是张治中的学生。想到这些情况，郭恒建还是想将心中的想法斗胆说出来，想提醒指挥员们改进步兵与坦克的配合，实现真正的步坦协同，让坦克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坦克连队的牺牲变得更有价值。于是，他对面前的张将军说道：“报告司令，我们的车子战斗状态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
不待郭恒健说完，张治中显然已经误会了他说话的意思。急切之中的张治中看到的是畏难情绪，对自己这个曾经的学生，有些怒其不争，严厉地申斥道：“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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