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位来路不正是其人最大的心病，被叛将当面质问，赵构顿时哑口无言。
谈判陷入僵局，一直装木头人的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朱胜非这才站了出来，主动担下与叛军谈判的危险任务。
朱相公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叛军之中，对叛将苗傅晓以忠义利害，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小赵官家要懂屈伸之道，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
其人如此斡旋多时，赵构终于接受了苗傅提出的停止南逃，遣散大部分宦官只保留十五人，并禅位给皇子赵旉的条件。
赵构行事果断，定下决心后，当场便命兵部侍郎李邴草诏逊位，随即老实搬到寺庙之中吃斋念经了。
兵变取得如此“圆满”的结果，众军士顿时激动地高呼“天下太平了”。
但是，天下远远没到太平的时候。
莫说在同军的反攻下各路宋军节节败退，新宋政权随时都会覆灭，就是刚刚被逼逊位的赵构也绝不会安分，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复辟。
这件事的荒唐之处在于苗傅一手扶立的新皇帝赵旉乃是赵构独子，彼时还不到三岁，根本没办法亲政，只能由宣和太后韦氏摄政。
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将昏君拉下了马，却又扶赵构的亲生儿子上位，还让其生母摄政，可想苗傅行事有多么不靠谱。
至此，这场既无“政治路线”，又无“群众基础”，还无“造反自觉”几乎儿戏一般的兵变便注定了必然惨淡收场的结局。
兵变的另一主要人物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出身很不一般。
赵构即位后，有意任用“二圣”在位时期受打压迫害的官员极其子弟，御营都统制王渊趁机推荐西军已故老将刘法之子刘正彦。
刘法被阉宦童贯坑死在夏国珠固峡后，刘正彦便由百事不愁的衙内变成了人人避之的瘟神，历经十年的人情冷暖，性格相当偏激。
其人因王渊的举荐而得到信任，却因功劳被后者侵夺而怨恨在心，苗傅寻其谋划兵变，一拍即合。
兵变前，行事偏激的刘正彦不仅支持苗傅伏杀王渊，还建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待擒获赵构后，直接前往澧州投降同军换富贵。
苗傅却担心一旦丢掉了“忠义”这面大旗，仅靠麾下几千只认钱财的叛军根本成不了事，十有八九在途中就被其他忠于朝廷的军将给剿了。
而且，其人人为就算去了大同，也换不到比当下更好的富贵，乃拒绝了刘正彦的提议。
但为了表达自己“只为天下除害”的忠心，并逼迫朝中众臣与赵构进一步划清界限，苗傅力主更改年号为“明受”，并迁行在返回郴州以北的衡州以示抗同决心。
其人的担心并没有错。
“郴州之变”的消息传开之前，同军就已经自东至西展开全线反攻，各路宋军本就苦苦支撑。
而惊闻朝廷变乱，顿时乱作一团。
自觉大势已去而谋划投降同军者有之，因恐惧而杀人放火宣泄绝望者有之，欲除回师郴州除逆却又担心大同趁机进军而整日痛哭咒骂者亦有之。
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同帝国才完成一轮大扩张，暂时还没有胃口立即吞并仍据有蜀、湖、江、广等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九路百余州的新宋政权。
不过，正乾皇帝布局天下十余载，且行事堂堂正正，天下终归还是有人能从大同的国政中勉强看出一丝端倪。
一片混乱之中，驻守澧、鼎等州清剿洞庭湖贼，并担负阻挡同军南下重任的韩世忠便通过分析大同的国政，找出了一个破除当前危机的办法。
其人早在十年前参与平定方腊之乱时，就曾见识过正乾皇帝的绝世风采。
可惜，彼时还是副指挥使的韩世忠眼皮子太浅，竟然拒绝了对方的招揽。
韩世忠虽然从未向他人提及此事，却会时不时回忆起这段隐秘的往事。
尤其是大同平灭夏国，并给了还留在陕西老家的袍泽们另一条出路后，其人更是会私下琢磨正乾皇帝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韩世忠其实还是看不懂正乾皇帝的高端操作，却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大同绝不会坐视苗刘二人胡作非为。
其人这些年来都极为相信自己的直觉，且是想到就做的性子，当即便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致信已经杀入澧州的同军第七军军正岳飞，如实相告“郴州之变”，请求两军休战，待自己回军郴州，平定叛逆之后再来应战。
岳飞和韩世忠皆是当世罕有的统军之才，之前还有多次交手，正所谓英雄惜英雄。
二人虽然从未谋面，韩世忠却坚信岳飞会相信自己。
而岳飞收到敌将这封特别的来信后，也果真不负韩世忠所望——立即快马急奏朝廷，请正乾皇帝定夺。
徐泽不仅同意了韩世忠的请求，还明诏天下：
再次强调同兴宋灭的讨宋之战事关华夏正统，所有有志于天下兴亡的个人和势力都只能在同宋两国之间选边站队，而绝不允许捣乱。
苗傅等人阴谋叛乱，挟持赵宋朝廷实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就是公然扰乱这场同宋之间的“公平之战”，已是“天下贼”，就应该受到天下人的讨伐。
正乾皇帝在诏令中明确要求已经攻入宋境内的各军兵马谨守当前战线，立即停止对宋军的进攻，以支持赵宋忠臣讨伐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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