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层面的人身依附关系，王角在杀龙港，也是见识过的。
在山北的水稻种植区，大农场主或者说大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是要租出去的。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或者说下意识的反应，便会认为，租用大地主手中耕地的人，应该就是贫农、雇农。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大地主、大农场手中的耕地，其实主要租给富农。
富农在杀龙港辖内的市镇之中，一般是有住房的，租用大地主的富余耕地，是他们的工作、事业、生意。
然后维系着大农场主、多个富农之间的纽带，一般都是姻亲家族关系。
五服，这样的传统家族远近亲疏的名词，就是重点。
也就是说，能够租用大地主大农场手中土地的人，跟大地主大农场主本身，并没有出五服。
而数量最广大，生活最艰辛的贫农、雇农，往往就是租用一些“下田”，他们要付出很多的劳力，才能改造土地。
比如说开挖沟渠，方便灌溉和排涝，筛选土地中的石头，让土壤更松软，等等等等。
在这个基础之上，粮食年收益中的一半，基本就是“租子”。
或许名称上不叫“租子”，但换个面目，也就行了。
比如农具借用费、租赁费；粮种钱、稻种赎买钱；收割钱、转运费……
全部打包起来，一亩地的早稻产量如果有二百斤的话，一百六十斤是要出去的。
倘若在提供一部分鸟粪、蝙蝠粪，这就是最上等的“化肥”，又是另外要给一笔“采香钱”。
这个“香”，指的就是鸟粪矿粉碎料以及溶洞中的蝙蝠粪。
到了这个地步，只要租用的土地足够，还是能完成积累的。
贫农熬一熬，一代人过去，总能剩个仨瓜俩枣下来，子孙也能延续一下。
唯有那些雇农，其实是半点自有耕地都没有的。
他们不怕种地，最怕没得种。
这个没得种，指的是富农、中农不再雇佣他们种地。
一旦市镇中的富农，缺少个端茶倒水、洗衣叠被、牵马赶车的，便会使个法子，让人不再租地出去。
当雇农没了生计，就不得不转向城镇，因为人要生存，杀龙港这样的港口城市，城镇地区哪怕挑拣点剩饭剩菜，好歹是能活下去不是？
到了这个地步，人跟畜生是没有区别的。
而皇唐天朝的律令，蓄奴就是个大坑，倘若被有心人发现，而这个有心人刚好又有一点点实力，那么富农、中农的一代、三代财富，一夜之间被夺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既不能光明正大蓄奴，又想要获得廉价的劳力服务，倒逼这些雇农甚至是小农中的一部分，进入城镇，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角在杀龙港，其实也见识过贫民窟的，那些个“东风氏”的眷村，大抵上，便是贫民窟的雏形。
只不过因为杀龙港的高速发展，哪怕有些藏污纳垢，但总算还是有些奔头，穿越前从媒体上看到的国外贫民窟，并没有出现在杀龙港。
但是在这个贞观纪元的广州城，王角可以确信，那个什么“东区”，便是个贫民窟也似的玩意儿。
而且延续的时代久远，要一直追溯到那一把还带着点苦味的灰糖时期。
两百多年前，就诞生了贫民窟。
征税衙门宾馆内的《地方志》《地方风物》等等书籍，其实讲了不少东西，很多都是王角在杀龙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
也没看过，因为无从问起。
有些事物本来就是要先看过之后，才能产生疑惑，那么王角才能有针对性的去问钱老汉这个“人形移动硬盘”。
看都没看过，又如何去产生疑问呢。
“卧槽，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在《地方风物》这本书中，王角发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故事，那就是“广交会”成立之后，早期还是雇佣“东区”人的，但是伴随着蒸汽机的推广，“东区”的人就逐渐退出了“广交会”成员们的工厂。
原因很简单，因为“东区”的人，大多都没有受过教育。
这里说的教育，并非是简单的校内知识，还有社会常识。
因为“东区”早期的失地农民多为獠寨出身，他们是獠人，原本就在生活习性和传统习惯上，有别于汉人，这种区别，衍生出了矛盾，于是在生产活动中，为了降低调和的成本，“广交会”的工厂主们，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
老子不雇佣，不就完事儿了？
于是乎，因为工厂的不雇佣，进一步加剧了“东区”的落后、野蛮，这一片地区从原本的“三不管”，逐渐走向地下秩序。
暴力成为了维持灰色地带秩序的唯一手段，且是非官方，或者明面上是非官方的。
而这种情况，滋生出来的经济活动，既然不是农业，又不是工业，显而易见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三产业。
娼妓、打手、杀手、赌徒、海贼、山匪……
所有违法或者违反普遍道德价值的行业，都能在这里找到。
没办法，人也是要生存的。
两百年的发展，使得“东区”宛若一个黑洞，刚刚好，卡在了广州城和白云山之间。
在白云山上，看完了“景泰僧归”之后，入夜的“万家灯火”，自然也是美景，然而美景之外，那些黑黢黢的一片，便是陪衬，便是不美，也就夜晚的时候，使人看不出一个大都会的黑暗、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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