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和文件，去年一共有24万家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95%以上是中小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资不抵债，有些县级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甚至高达300%~500%，这些情况严重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危及到各地的社会稳定。”李耒给经叔平讲起了自己看到的数据。
然后大胆地说道，“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十多年快二十年了，这些企业能改的基本都已经尝试过了，事实证明想要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必须采取更开放的措施！在今年九月发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面也提到了这些问题，里面明确指出，‘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者、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然后吴敬琏教授在《改革》也发表了《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文章，和周叔莲教授前几年提出的‘重点扶持，其余放活’一脉相承；我觉得这种方法可是尝试，咱们国家现在有三十多万家国有企业，国家要想把这些企业全部管好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放开一些小企业，出售给能把这些企业搞好的人？”李耒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像在诸城做的那样？”经叔平问道，这种做法已经在某些地方开始尝试了，后来上级还去专门调研过，总得来说还是比较肯定的。
“是的，我在诸城也收购了一家榨油厂，现在已经成了鲁花内部第二重要的工厂，很快就实现了扭亏为盈，每年都会为当地上缴上百万的税收，解决了数百个就业岗位，还大量收购当地老百姓种植的花生，让他们很容易就能换到钱。”李耒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
“惠农在全国各地建设工厂的时候也发现，当地有很多同类企业的经营情况很不好，但这些企业也并非全无价值，他们或是有还能继续使用的机器，或是有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团队......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每年都要依靠当地政府提供财政补助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放开这些中小企业的限制？让我们惠农进行收购？”事实上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企业这么做了，只是没有声张，李耒给经叔平这么说，就是希望得到上级的支持。
他想收购的企业只有少量在东南沿海，大多数都位于内陆省份，当地政府不像东南沿海那么开明，要是没有上级的支持，李耒可不好收购那些企业，他看着经叔平已经陷入思考，便继续说道，“这几年外资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有很多，有时候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外资企业就能收购，我们民营企业反而不行呢？”
前些年李耒也借着这股风潮，从黄鸿年手里收购了不少有价值的企业，但通过第三方终究有些不方便，而且还被黄鸿年剥去了一层利润，提高了收购的成本，现在政策环境有了松动的可能，李耒就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自己干了？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清楚！”经叔平能够触及到的层次不是李耒能比的，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更多，“去年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但总利润却减少了一百多亿，中小企业的亏损超过了两亿！而且这还是明面上的，要是再加上变卖设备发工资、停工停产带来的设备折旧损耗，那就更多了！”
“这些企业甚至拖累了当地政府和银行！”当地政府要给企业提供资金续命，让他们能发出工资来；银行也要在上级的压力下给这些明显不可能收回贷款的企业发放贷款，这些都是负担，好多地方政府和银行都叫苦不迭，政府的财政情况被拖累，银行也因此多了无数坏账。
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给职工发放全额工资，这几年物价水平猛涨，企业职工不仅没有涨工资还降低了收入，没有了足够的生活来源，他们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于是偷盗、抢劫等恶性事件连年增加，引起重视很难说和这一背景没有关系。
“国家确实也在考虑实施‘抓大放小’的策略，但是究竟该怎么做还没有具体的方案，有人建议国家只需要集中力量抓好关键的少数企业，即1000户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剩下的中小企业直接放开搞活就行了；还有人觉得不仅涉及企业规模标准，而应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考虑，比如有些城镇公用事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仍属国有资本进入领域，今后仍需政府来抓，而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大型企业，虽然符合规模标准，但今后国有资本全面进入的必要性并不大......”
“但总体而言，大家只是对抓大放小的界限有争议，大方向上基本都赞成这一方案；现在你们惠农愿意站出来主动进行一些实验，让上面可以查漏补缺，拿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案，我想肯定会有很多人乐于看到。”经叔平谨慎地表示了支持，然后让李耒在京城多待几天，他把这个情况汇报上去，看看领导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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