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编辑大人的关照，能有幸上人气连载，其次要感谢书友们的支持，感谢一步步支持到现在的书友，作者第一次写历史，能有目前的成绩已经很意外了，接下来作者会继续加油的。）
王彦去岁年底举家迁到到武昌，并将行辕设在这九省通衢之地，因而一番大兴土木必然少不了。
从王彦将消息传来武昌后，何腾蛟就命人开使按着王彦的要求建造国学，武学、五忠军都督府、六部衙门、议政殿、谏台衙门等等，按着藩国的规制来建造，这等于重新回到了明初削藩前的局面，甚至是回到了汉初的宗藩，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官府在武昌大肆建设，一些敏锐的商人和世家也察觉到随着战线向北推进，版图日益扩大，广京已经不在适合作为明朝的中心，衡阳藩将行辕设在武昌，就已经预示着明朝的政治中心将要随之北移。
这些商人自然要抓住机会，派人前往武昌买地，买宅，建立分号，有魄力的甚至直接将家族迁来武昌。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商人想要做大就必须要了解政治，依靠官僚，否则上面一个政策就能让偌大的商会瞬时崩塌，而身处朝廷中心，无疑更容易获得各方面的信息，从而做到趋利避害，获取利益。
这些商号和世家的来临，为武昌带来了新的人口，也带来了财富和工作机会，无疑使得武昌的建设，更加繁忙。
大规模的建造，必然花费众多，王彦本不愿意多花这些银钱，但他现在等于是另起炉灶，有些表面的功夫，还是必须要做一做，否则太过寒碜，也没办法凝聚人心。
至于银钱怎么来？便是原来要上缴给朝廷的赋税，如今以备战的名义全部先集中到武昌。
广东、湖广等地的税银，不再上缴户部，而是由武昌每年象征性的支付隆武朝廷三十万两白银了事。
去岁光市舶司的赋税收入已经超过三百万两，隆武朝廷的赋税收入也达到了八百万，远远超过了弘光时期的五百万两。
这是王彦进行商业改革后的成果，而赋税增长最快的自然是没怎么经历过战乱的广东和湖南，若不是这两块地方未被破坏，隆武朝廷的赋税不可能增长这么快。
现在王彦将这两地控制起来，隆武朝廷就有些尴尬了，只剩下江西和半个福建，其中郑成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江西还没从战乱的破坏中缓过劲来，这使得隆武的财政急剧缩水，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万两。
庞天寿急着将王彦撵出朝廷，并不惜牺牲一些利益，但当他目的达到时，却猛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王彦是被撵走了，但是他带来的资源也随之从隆武朝中撤出了。
隆武朝廷刚宽裕的财政顿时又绷紧起来，庞天寿派人去市舶司要银子，却被忠武营的士卒挡在了外面。
之后朝廷又下令广东、湖广等地方官府，向朝廷上缴税银，引起了地方上政令的错乱，不少地方官员都还是心向隆武朝廷的，王彦只得下令各地驻军，直接接管府库，把守要道拦截朝廷文书，并准备开始大规模的清洗。
一些帝党，拥护隆武的官员，对王彦极为失望，纷纷弃官，使得王彦治下诸多地方政务陷入了瘫痪。
自宋以来，中国在体制上，大体而言都是强中央弱地方，这使得庞天寿形成了惯性思维，以为占据中央后，就可以掌握天下的权利，没能考虑到实际情况。
这场争斗使得明朝内部人心动荡，隆武朝廷财政崩溃，庞天寿这时后悔，却已是覆水难收，万事俱休，而王彦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缺少了大批精通政务的官员。
这次算是让王彦见识了传统的强大，也让他意识到自身的根基真的很不稳固，但也更加坚信了这次策略大转向的正确性。
经历了年底和年初的动荡后，时间渐渐到了隆武四年三月，正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的季节。
衡阳藩国的各项制度也慢慢树立起来，也如初春的苗儿，慢慢成长。
原来的武昌城内，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被人占满，行辕这么多衙门，根本无处安放，而征收民宅又因为地价太高，太费银钱。
武昌城外，长江北岸，这里规划出来一大片区域，用于官府的诸多建设，一些商号也在此买下土地，建造屋宅，整片区域十分繁忙。
这些官衙、府宅、商铺一但建立起来，很快就能形成一个新城。
王彦领着一众官员前来视察北岸新建的武学和国学，这时为藩国培养文武班底的地方，所以王彦特别重视。
两座学院相临而建，目前都还只是搭起一个框架，除了立起了几根梁柱，还只是一堆黄土，无数的民夫正抬着一根根圆木，运上工地，或者喊着号子敲打木桩。
王彦与众人站在一个小坡上，他看了一阵，便问一旁的游友伦道：“春分之际，正是农忙时节，孤见仅此片工地，就有民夫近万人，是否会影响百姓春耕呢？”
游友伦摇摇头，“殿下放心，今岁武昌府一带，许多百姓改种棉花，要到四月间才开始种植，因而正好乘着闲暇，给官府做工挣些零钱，等到了四月间，这批人回乡后，下官便征集种稻米的民夫来上工，并不会影响百姓生产，反而能为他们增加一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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