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给谢迁所写关于跟佛郎机人交换农作物的提议，为弘治皇帝准允。因为在奏本中，沈溪提到关于试推行的问题，朱佑樘觉得此事牵涉不大，占用资金不多，没必要在朝会上征求意见，直接就批准了，这也是对谢迁能力的一种肯定。
佛郎机人目前仅能自由到福州港和泉州港通商，具体事宜会由礼部负责商讨。
也就是这个时候，朝廷对于南、北直隶乡试的主考官人选，正式以明文方式公之天下。北直隶内帘主考官共两名，除了沈溪外，另一位是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靳贵。
沈溪和靳贵属于老同事，当初沈溪以右中允身份进宫，就是跟靳贵一起当班，这两年沈溪在詹事府内顺风顺水，中间几次出公务，可谓圣眷正浓。而靳贵继续当着他的左中允，籍籍无名。
对沈溪来说，升官虽不易，但自从进入翰林院，两年也升了两级，而靳贵这样尚未担任讲官的詹事府官员想要升迁，几乎难比登天。
按照规定，作为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靳贵将会跟沈溪在一起参详出题，还有便是商讨考生的录取甚至点出解元，必须得精诚合作。
彼此已非常熟稔，而且关系不错，沈溪倒不怕靳贵给自己摆脸色。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沈溪比起靳贵官秩要高一级，沈溪是从五品，靳贵则是正六品，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那这次顺天府乡试就会以沈溪的意志为主，靳贵只能打打下手。
顺天府乡试，内帘官由朝廷选派，外帘官则是顺天府官员。
两京与十三布政使司乡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内帘官选拔的方式不同，确保了两京乡试内帘官不会受外帘官太多影响。
从任命到最后入场出题，中间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顺天府乡试于八月初九正式开始，而沈溪、靳贵和其他内帘官需要在八月初六便进场。沈溪和靳贵进场后便会召集所有内帘官商定考题，两天内将试卷印制好，等初九开考后正式下发。
一直到乡试阅卷结束，在此期间沈溪不能走出考场。
因此，东宫那边多少会受一些影响，除了沈溪这个东宫讲官将主持本次顺天府乡试外，弘治十一年曾经主持过顺天府乡试的王华，还得远赴南京，主持应天府乡试。
也就是说东宫同时少了两名讲官。
沈溪是弘治皇帝钦命的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他获悉自己担任主考的时间要比靳贵早一个多月。
本身作为乡试主考官，对于翰林出身的官员来说并不难，无非便是在四书五经中敲定题目，但难点在于考试外的“潜规则”。
在这个科举作为社会唯一上升通道的年代，乡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与不过，就是普通人和士族之间的区别，更别说这还是参加会试的准入门槛。很多人，都会打考试外的主意。
等朝廷的任命正式公布后，到沈溪府上拜会的人更多了，有走正门的，更多地却是走后门，而且还是夜幕降临后，大多带着礼物，但都被拒之门外。
朝廷为了杜绝内帘官腐化堕落，很快就给沈府送来一些“实在”的东西，那就是“文币”，其实就是官方给内帘官的聘礼和俸禄。
顺天府乡试主考官的“文币”，是用箩筐盛着的铜钱，满满一大箩筐，若是一个个细算的话，大概值个五六十两银子，抵得上沈溪半年的俸禄。
“文币”属于正常聘礼，沈溪可以放心收下。
十三布政使司内，内帘官得到“文币”后往往要到布政使司衙门致谢，中间便会涉及到乡试的潜规则，外帘官若是有什么人要录取，便会趁此机会跟内帘官打好招呼，或者是指定考题，又或者是商定好暗记。
但南北直隶却是超脱于十三布政使司的存在，沈溪本身还是品秩很高的翰林官，地位超然，根本不用去顺天府打招呼，只等八月初六进场便可。
至于出什么题目，等进场后再做定夺，但其实题目可以提前敲定，泄题、鬻题大多会在此时发生。
在被正式任命为乡试主考官后，沈溪越发检点，不跟外间之人，尤其是那些士子和有应试考生的家族有任何来往。
但其实沈溪平时经常走动的朝中大员，无非是两个姓谢的——谢迁和谢铎。
沈溪为顺天府乡试主考，谢迁是始作俑者，他对沈溪当不当主考官看得并不是很重，因为从头到尾谢迁都没有想过让沈溪给自己儿子大开方便之门。但谢迁还是需要避嫌，就算奉旨提点沈溪，但在这种节骨眼儿上他也要考虑外间的反应，不能落人口实。
谢铎那边，就没什么好回避的了。
沈溪在朝廷敲定所有内帘官人选后，第一时间便去拜见谢铎，也是向谢铎请教一些主持乡试的经验。
但谢铎却对沈溪没什么好忠告的，反而表示要就这种两京跟十三布政使司乡试体制不同的事，向朝廷进言。
大明朝中叶，乡试存在诸多弊端，很多有才学的人被埋没，主要是各布政使司的内帘官地位太低，有名声但无官职，而外帘官基本都是各省大员充任，外帘官欺压内帘官的事比比皆是，更可气的是布政使司内帘官直接由外帘官推举并最终决定人选。若什么人“不识相”，干脆就当不了内帘官，更做不了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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