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门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农业开发状况之后，向张新提问道：“那么本地这些农民现在到底是在为你们工作，还是在为地主工作？”
张新解释道：“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与地主间的劳动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将土地完全委托给我们来耕种，他们只从每年的收获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费，就相当于是跟我们合股经营，但基本无需承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这种合作方式下，劳动力的费用消耗是由我们承担，自然就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楼见过的那个黄子杰，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这种方式交给我们在打理。而另一种合作方式就是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提供，这些农民就相当于仍然是在为地主工作了。”
范迪门想了想又道：“那想必还是后一种合作方式对地主的收益会更为有利一点了。”
张新点点头道：“这是当然，但一方面从栽种到收获期间的风险需要地主自行承担，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价格实际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种土地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升。此外我们也会给予第一种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优待，比如说择优安排其儿女到三亚留学深造，这种机会可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门想想昨日宴席上黄子杰那兴奋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这种条件对地主们的吸引力。毕竟三亚是海汉人的大本营，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海汉国的首都，能够进入京城的高等学府里深造，这对一心想要改变家族命运进入社会上层的乡下土财主们来说，绝对值得为此做出一些经济方面的牺牲。
以这个时代远东地区的社会结构而言，想要从山鸡变凤凰，要嘛寒窗苦读考科举入仕做官，要嘛就只有想法设法与社会上层人士联姻。虽然后一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技术上的难度要相对小一点，但放在海汉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首先海汉社会结构中的金字塔顶部其实就只有几百名海汉人，而其中有成家这种需求的可能也就一半不到，对象目标的数量十分有限。其次海汉人对于联姻这件事的挑剔程度也是尽人皆知，不但要求女方身家背景干净，长相如花似玉且身体健康，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纯文盲基本没机会成为首长们的身边伴侣。
在种种条件下经过一番筛选下来，能有资格争取这个机会的人还真是不多，反倒是去海汉人办的学府中读书来得容易一点。毕竟海汉对文化人的刚需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文化又忠于执委会，就能有很大的希望被吸纳到海汉衙门里做事。
过去替海汉人效力似乎还算不得什么光宗耀祖的好差事，不少忠于明廷的人暗地里还会将其斥作叛国忤逆之举，认为这是不忠不孝的表现。但随着海汉的日渐壮大，还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在逐步减少，特别是海汉立国的风声出来之后，民间舆论的趋势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海汉衙门里的职位往往被斥为“鹰犬”、“走狗”之类的代称，但如今海汉要建国了，那哪怕是做个打杂的衙役，也能跟开国功臣沾上边，这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日后这海汉国中谁才是人上人，眼睛没瞎脑子没坏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进入海汉学府深造——入仕做官——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路线对于家境小康却苦于没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阶级来说，无疑是很现实的一条捷径。不过海汉高等学府的确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过去有出众的成绩，比如本来就已经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设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业的官员推荐。海汉将这些上升通道与日常的合作态度相挂钩，换取地主阶级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现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这种摆在明处的交易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虽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坚持自行雇佣农民耕种土地，但随着社会主要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如果不做出改变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那迟早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对象。而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时机顺应潮流的人，则极有希望成为新兴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得利者，并且以此为契机，成为海汉的拥趸和守护者。
范迪门对于海汉主导的农田种植能够收获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兴趣，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在巴达维亚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他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弄明白海汉在改变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消弥了地主阶级本应该会爆发的强硬反抗。
从张新的描述说明中，范迪门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汉人在政治手段的应用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能够让地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利益交换而非对抗，时间一长这些人自然就会被同化到海汉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去。
不过范迪门有所不知的是，原属于大明统治地区的地主阶级并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而是试图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汉统治的人全都在前几年里被抓的抓杀的杀，反抗态度最坚决的那帮人早就已经被海汉当做典型给处理掉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杀案后被处理的相关人员，自那以后可就没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图挂在嘴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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