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当真吃惊不小，没想到大清境内的回民竟然还有‘门宦’这一阶层。
不要怪他孤陋寡闻，后世虽然边疆地区很不太平，但那也是外敌与内贼相勾结的结果，与普通回民基本上没啥关系。
回民的‘门宦’之制简直就是国中之国，不要说大清朝廷受不了这个，就是放在后世政府也不会答应。门宦首领还唤‘哈里发’，这不是摆明了割据自立的态度么，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忍？
吴可不清楚陕甘回民到底想干什么，但他明白回民想要朝廷以对待公函民的态度对待他们，就必须接受朝廷的管理而不是自成体系，这是任何官府或者政府都不能接受的状态。
可能这时代大清土著不明白，但凡是后世之人哪能不清楚‘哈里发’的含义？
吴可也没有闭帚自珍的意思，在与左宗棠的书信往来中，将这一点明确指出。建议其扫平叛乱的过程不仅只是镇压起事叛军，最好能一举将回民这种野鼠的门宦制度破坏。
汉人的门阀世家都消失了，怎么可能容忍回民之中存在这种旁庞然巨兽？
……
回民的门宦制度，在此时对于朝廷四处漏风的统治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哈里发回族门宦制度的发展是以回族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个方式是从宗教领域发展起来并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从争夺教徒到争夺清真寺及其他各个方面，最终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械斗与仇杀事件。
因此，朝廷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朝廷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
从乾隆十三年开始，西北回民门宦之间的权力斗争共爆发了五次，朝廷在西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回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教争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的估计不足，所以在处理教争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叛乱。
教争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是门宦势力与官府统治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朝廷的统治难度。另一方面，教争的矛盾与回族和朝廷统治的矛盾密切相关，教争的升级终于导致回族、撒拉族与官府矛盾的尖锐对立并以叛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大清好几次回民叛乱的一般规律。
1781年，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苏四十三领导了屠杀异教徒的叛乱，但其教派争权的错误思想导致了叛乱迅速被朝廷瓦解。1784年田五、张文庆等为首的石峰堡叛乱；1862年以马化龙为首的宁灵反清叛乱都是源自于此。
……
就在左宗棠上任陕甘总督，正率军赶赴陕甘之时，新任闽浙总督吴棠赴任，正式接掌闽浙军政大权。
这位总督大人祖籍安徽，在官场上是公认的能人，与乡勇队也能扯上一点关系，不过这厮初任闽浙总督吴可也不好显得太过热情，想要先观望一阵看有没有联合的可能。
单从履历来看，吴棠这兕真的十分亮眼。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棠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在任期间，勤于政事，常改装出行，访贫问苦，以礼化民，以文治县，亲治匪患和水患，为政三年境内大治。
咸丰元年（1851年）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在任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禁贼盗。咸丰二年（1852年）邳州大水，岁荒盗炽，上调吴棠署邳州知州，施行“首恶必惩，协从解散”的政策，亲率壮丁，按名捕拿，并亲勘灾情，兴修水利，赈灾济民，收养弃婴。在沭郯交界处，率勇击退山东捻众，地方暂靖，邳民称颂。
咸丰三年（1853年）初，吴棠又回任清河县令，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华夏，清廷摇摇欲坠。吴棠带兵征战于徐淮之间。时太平军攻占扬州，遂有屠城之难，消息传来，淮人纷纷迁移。一时贵者叹于室、富者犹于门、贫而强者喜于道。吴棠诓称：清廷大军将至，淮派员接应，人心稍安，迁者多返。吴棠在地无城郭、手无兵柄情况下，徒以忠义号召，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倡办团练，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不数月间，会者数万人，首尾相联，合力防御，声威大振。
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李大喜、张宗禹率部二万余众，攻克清河县清江浦（今淮安市区），击毙淮扬道吴葆晋，副将舒祥等，河督庚长等逃往淮安府城。吴棠临危不惧，招集乡勇，驻军瓦砾上，亲自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终击退捻军。
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咸丰十年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四品官）。咸丰十一年（1861年）擢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官），代理漕运总署。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1864年署江苏巡抚，眼下接任左宗棠留下的闽浙总督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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