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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那年春天的会议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除了确定中国外交“联英抗俄”和争取中国海权的的总战略,还由于在国内大政方针上,国会议员们就“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国会议员的八百罗汉中,有一半是儒家的士坤,有一半已经是商人,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儒商。主张“农业立国”代表是北京大学的大儒辜鸿铭教授,他是近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一生推崇中国文明,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辜鸿铭喜欢他老婆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小脚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康有为为此送过辜鸿铭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每个茶杯却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他甚至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辜鸿铭极力主张保持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农业乃中国立国之本。”
而主张“工商立国”的,乃是以农工总长张謇,以及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此时的洞庭山帮,已经在发展成为江浙财团。在席慕嫣的带领下。席家整合了江浙商帮并且一步步带到全国之顶端,其中以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富商最为有名,这个镇在太湖南岸,是接轨上海的东大门,水陆交通便捷。南浔镇的发达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通商口岸打开后,这些人经办丝绸业而致富,因为南浔盛产丝绸,号称湖丝,质量领先,所以出口也很有竞争力。出了很多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称。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富豪,五十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三十万至五十万两者称为“狗”。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六千万至八千万两。宋骁飞上台后,盛宣怀的内阁政府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一时期。南浔“四象八牛”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土丝业外,他们向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航运业、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如顾家的顾敬斋在继续经营顾丰盛丝行同时,1896年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1902年顾敬斋又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
辜鸿铭和张謇等人在国会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又很重要,全国的报纸都加入了讨论,最后容闳不得不请宋骁飞出面,宋骁飞也觉得是时候给儒生们上上政-治课了。
宋骁飞进到了国会议事厅,咳嗽一声,堂中顿时静寂下来,七百多名到会的议员都等着宋骁飞的发言。
宋骁飞深思熟虑之后,说:“太史公曾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们这些士绅议员,都喜欢做君子,羞于言利,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放在太平盛世,也就罢了,不言利、不争利也无妨,顶多国家穷一点。可眼下什么世道?泰西列强横行,贫弱之国沦为富强之国的殖民地,弱肉强食。在这等世道中,咱们能不言利?咱们能不争利吗?而这工商之利大于农耕之利是有目共睹的。早在三十年前,李鸿章总统就已意识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他曾说过,‘国人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容闳议长在美利坚多年,他应该知道,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总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就争论过,结果诸位看看今日奉行工商立国之美利坚,哪个国家还敢欺负?恐怕将来,连英吉利都会不如美利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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