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后人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一句空话，可以说，变法改革能者来做，一旦成功的确能起到利国利民的作用，可一旦失败，后果也不容小视，而且任何封建内的改革，莫不是在内部上做出修补，说到底在利国利民的同时，其实就是与天下的豪门地主，王公贵族。官宦豪绅争夺利益，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以得罪全国的豪强地主为变法代价，换取了自己所倡导的那场改革，其最终因树敌太多，走向人亡政息的可悲下场。
所以，对于什么变法改革，杨峥从心理上没什么好感，倒不是说他看法上已走向顽固派，事实上他是知道，任何在不改变最根本利益的内部改革，做得最好，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场修补工作，成不成功，不过是看主持修补这场工作的修补匠的手艺好不好罢了，可再好的修补匠因自身的环境，也不可能打破自己所需要修补的东西，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东西，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改革，在他看来，就不应该树敌太多，让自己勉强修补的东西，在自己死后得到了清算。
用他的想法，在并不是重新塑造的变法改革中，可以做到供与养相结合，这好比一个池塘，里面本是一团死水，你挖开了沟渠，找到了活水进来的方法，可活水进来的时候，水量并不大，不足以让这摊死水变成活水，那么你要做的不是浪费精力，浪费人力，甚至浪费财力去清除这摊死水，而是应该温水煮青蛙，在给死水足够空间与时间的同时，慢慢培养活水，在养的过程中慢慢变大，等活水量足够大的时候，再多挖开几道沟渠，强有力的活水足够冲刷任何的死水，这才是变法持久的态度。
苏州在杨峥看来，是一座商业城池，虽说这里商业蓬勃发展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商人阶级也不曾有过，所有的商业活动，商业买卖、商业制作都掌握在地主豪门，王孙贵族的手中，他们本事在整治上有着先天的优越，加上财气也不弱，压制着商人没有话语权，即便是有苏州这样的一块商业风水宝地，蓬勃的工商业迟迟不能兴盛起来。
但不管承不承认，苏州的繁荣发达，靠的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就是这次的苏州危机，看似是来自粮食，实则是商业上的冲击，倘若不是粮食需求的转换，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纵然再来一场更大的大雪，也没他什么事，可一场大雪，愣是让苏州城混乱不堪，足以说明苏州的一切话语权牢牢的在豪门地主，公孙王侯的手中，他们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可以掐死任何新生的商业力量，让一切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
但就此说苏州是豪门地主、王侯公孙控制的一团死水也不尽然，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在朝局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这个时候粮食就不再成为王侯公孙，豪门地主的唯一的经济依赖，事实上从宣德年后，苏州算是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不少郡县出现了双季稻，甚至广东、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今年的收成，或是市面上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良田，虽说他们不懂得市场这个幕后推手，但聪明的大明人还是会看到银子的去向，商业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苏州开始改革种植农作物可以看得出，不仅仅是大户，就是寻常百姓在年月好的时候，粮食够吃的年月，也会在自家的田地上种上桑树，棉花，虽说面积小，但这种理念的转变，无疑最可贵的。
苏州地理位置好，先天性具备了商业的地理条件，随着永乐年的六次下西洋，苏州商业已日益成熟，缺少的只是继续呵护这股力量走下去而已，事实上明朝不是没有萌生这股商业力量，（《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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