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以来，独立、半独立的藩镇主动来朝的，前有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后有永安军节度使折从阮，这吴越国王钱弘俶差不多该算是第三个著名的了。
不过高季兴赴阙的时候，一则是正值后梁和后唐交替，是李存勖攻下汴梁定都洛阳没多久的事情，二则高季兴也不是举族赴阙的，其子高从诲可是留在了江陵。
而折从阮固然是举族赴阙，而且还是在乾祐年间而不是后汉初年，但是府州的地位远比不上荆南和吴越，折家与中原朝廷的关系也和荆南、吴越略有不同。
如今钱弘俶在既不是改朝换代又没有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却甘愿带着夫人和世子入朝觐见，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唐末以来的空前情景了。
对于这样的情势，郭炜和朝臣们又怎么能够不隆重对待呢？
为了钱弘俶一行的顺利通行，郭炜特令西头供奉官安崇勋、淮南水陆转运使苏晓开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待钱弘俶所乘大船能够畅通无阻。
为了钱弘俶一家在东京待得安心，郭炜特敕在东京城南汴河旁建大第作为钱弘俶在京驻节之用，该宅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什物供帐之类都以王者仪制，赐名为礼贤宅。
为了显示朝廷对钱弘俶的重视，引进使翟守素押御厨仪鸾翰林一直前迎到了宝应（今江苏省宝应县），途中还屡次派出内臣迎接，一直到左卫上将军、百胜军节度使、皇弟郑王郭熙训奉诏亲至东京近畿迎劳，并且赐宴于迎春苑。
只是在这样的一片喧嚣之中，文武群臣也在纷纷上疏要求留下钱弘俶，这种奏章从钱弘俶进入扬州之后就开始上达朝廷，等到钱弘俶一行抵达东京之后则趋于高潮。
在这些奏章之中，群臣举的例子几乎就是高季兴和折从阮，其中前者是反面例证，而后者则是正面的成功之举。
高季兴从朱温的牙将起家，到成为荆南节度使之后渐趋独立，在后梁和杨吴、前蜀之间长袖善舞，朱温之后已经根本驾驭不了他了。一直到李存勖灭梁，高季兴迫于情势到洛阳觐见，时论就主张将其留在京师，结果郭崇韬以新朝初立，正要推信义于华夏，请放高季兴归藩。
醒过味来的高季兴几乎是快马加鞭地逃离了洛阳，回到江陵之后就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具，然后在荆南招揽后梁的旧军故臣，兵众渐多，日益跋扈，从此之后荆南实质上就成为了独立的一国。
在群臣看来，当初要是李存勖不听郭崇韬的那一套，而是断然地留下了高季兴，荆南是没有那么容易割据出去的。
到了折从阮举族入朝的时候，虽然在位的是刘承祐这个无能的皇帝，但是当时的文武大臣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在他们的策划下，朝廷留下了折从阮，将他移镇至邓州，让其子折德扆任府州团练使，一方面并没有造成府州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折家与朝廷的关系，使得府州不至于像荆南、定难军那样坐大至半独立。
如今南唐已灭，大周的势力直达江南，杭州又有定远军的船队驻扎，这个时候钱弘俶居然乖乖地举族入朝，文武大臣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主张将其留在东京，以便兵不血刃地将吴越之地收归中央治下。
不得不说，这样的呼声有一定的道理，郭炜要是顺应众议，结果并不会太坏，只要留下钱弘俶，吴越之众失去了主心骨，单靠那几个平庸之将和几万吴越军是翻不起什么大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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