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作休息，第二日舰队起航，在刘公岛外汇合了海商的船队后，朝着釜山方向冲去。
朝鲜国是有水军的，但这么多年没打仗，早就已经烂的不成样了。
分舰队抵达的时候，把朝鲜人吓了一跳，这些船的模样和他们认知的船可大不相同，直到船上的小艇放下人，告诉这些慌了神的朝鲜人，自己来自天朝之后，这才让朝鲜这边放了心。
赵百泉没有下船，作为天朝礼政府的人，他代表是天朝。朝鲜方面不来迎接，他是不能下船的，没有天使主动去找藩属官员，只能反过来。
赵百泉不下船，陆战队的人却下了船，登陆之后直接包围了后世釜山塔附近的草梁倭馆。
倭馆，长崎的唐人町、满清的十三行对应的商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玩意儿。
“外国人”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离开，便于管辖控制。
倭馆分为东西两部分。
西边的部分，效能类似于大使馆，招待礼节、使者互访皆在西边举行。
东侧就是互市商人卖货买货的地方。
整个倭馆不算大，共计十万坪。坪是日本的单位面积，两块榻榻米双人床就是一坪。
馆里常驻着四五百号人，有僧人、通译，还有来朝鲜学习汉医的。
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不少的儒生。
日本和大顺之间，又没有什么官方往来，因此朝鲜作为一个天朝文化的中转地，一些学习汉学的人也在这里学儒学。
而此时，倭馆中正有一位大儒，雨森芳洲。
也是朱子学木门十哲之一，是新井白石的师弟。若以个人论，此人有两个趣闻。
一个是喜好男人，朝鲜国的使节到了日本之后，见少男在烟花地，认为难以理解，雨森芳洲便道：“恐学士尚不解其中之妙趣，待试之便可懂其中真滋味”。
其二便是当初在长崎的时候，有中国商人跟他用中文聊天，偶尔说了几次日语，被称赞为“你的日语学的不错”。
雨森芳洲一直主持对朝鲜的事物，在其老师的推荐下，很早就在对马藩任职。在对马开办了朝鲜语学校，培养一批能在倭馆任职的人。
他的师兄新井白石已经死了十多年了，按说他也七十了，也该退下来不干了，之前一直在对马岛写书，自号“以孔孟为标、以程朱为准”。
只是不久前幕府那边忽然传来了消息，大顺攻陷了土佐，可能会入侵日本。
虽然现在不知大顺的军队到底要从哪里出现，但对马岛实在过于重要，故而对马藩藩主宗义如请他出山，希望他前往草梁倭馆，沟通朝鲜，打听一下大顺的动静。
消息传得没有那么准确，对马藩的人只知道大顺攻陷了土佐，却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打的。
雨森芳洲年已七旬，但还是出山前往釜山草梁倭馆，试图和东莱府使沟通一下，但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他素来没有“若孔孟为将来攻该当如何”的疑惑，虽然和新井白石之间因为“国王”还是“大君”的称呼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可还是集成了新井白石的“日本中心论”理念。
与赵百泉所认为的“大君”和“国王”称呼的不妥之处不同，雨森芳洲是认为“幕府自称国王是僭越”，僭的不是中华天子的，而是僭的居于京都的那位。
新井白石认为“中华或者中国，是唐人自己称呼自己的，日本不用学，也不应该称呼他们为中国。只需要用支与那二字即可”。意思也就是，那是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文化帝国的中心概念。
这一点，雨森芳洲是认同的。
此时已经基本编写完的《大日本史》中，也是把天皇编作【本纪】的，中国的作【诸藩列传】的，并且还记载了吴国和唐国向日本“朝贡”的记录，而且明确用的“贡”这个词。
顺带还把中国的“列传”扔到了【诸藩列传】的最后面，因为日本可以影响琉球、朝鲜、虾夷等，却影响不到中国，所以扔到最后面；就像是中国这边把荷兰等国扔到最后面一样。
新井白石曲解道：华，是一个文化概念。对日本而言，日本就是华，其余都是夷；而中国这个词本身，却代表了“华”这个概念的中心，所以不能这么叫，而要叫地名。
我信儒教，那我就可以是华，周边就是夷。我可以是华，你也可以是华，但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咱们之间互不影响，各自关门自己造天下。
这一点，雨森芳洲也没有什么疑义。
新井白石在审理了偷渡日本的传教士后，从昔年东西罗马教会分裂这件事中，找到了灵感。
中国有中国的天下，日本有日本的天下；中国的天下里把日本视作诸藩，日本的天下里也把中国视作诸藩。
加之朱子学的“化夷为夏”的概念，可以说日本特色扭曲的“小中华”和“华夷”理论，已经基本成型。
这个扭曲的理论，是“关上门自嗨”的理论，因为双方之间隔着大海，官方交流有限。
可一旦大海的距离可以被轻易跨过，那这就很容易被魔改为一个侵略理论。
刘钰的儒学底子不足，只能从“限制贵金属流出”的角度，去看新井白石的贸易信牌政策。
但雨森芳洲的儒学底子深厚，所以是这样看待贸易信牌制度的：是日本发给中国商人信牌，允许中国商人贸易，其实和中国给各藩属规定几年一贡是差不多的。所以贸易信牌制度下，日本是中心，而中国是诸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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