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曹化淳去刑部调卷宗，其实就是走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不得不走。
颜思齐一见朱由栋就没有丝毫隐瞒，那是他的坦诚。但朱由栋身为国家政权的储君，绝对不能大手一挥说这事就这么揭过了：如此一来，以后这些家伙心中就会没有法纪。时间长了，就无法掌控。
至于南京刑部有没有这件案子的卷宗，照理，命案是应该交到刑部备案的。但是现在大明各级官员的操守……
总之，第二天曹化淳的答复是，经查，颜思齐所言属实。
于是朱由栋就愉快的表示，以后颜思齐就不用在自己面前称罪民了。
到了此时，朱由栋和两位海商（海盗）的谈话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尔耕呀，你在月港这几个月，做得很不错嘛。那你给吾说说，月港一个月该给朝廷挣多少钱？”
这里说的不是‘能’，而是‘该’，如田尔耕这样聪明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殿下，月港那边朝廷抽税每个月都是有清晰账目的，南京户部这边应该也有相应的账册。臣想说的是，就现在朝廷每年只给100张贸易通行证，这点证件，根本就无法满足我大明和海外诸国大量的贸易需求，以至于走私仍然很猖獗。若是我大明能够多开几个港口，多发放一些通行证。臣觉得，通过海贸，每年给朝廷缴税一百万两都不是问题。”
“嗯。”听完田尔耕的话，朱由栋缓缓的点了点头——看来田尔耕在月港不过几个月，就已经发现此时大明的海贸存在极大的问题。
自宣德起，明帝国逐渐实行闭关政策。但是，此时明帝国的经济，尤其是南方经济，其产出早就大过了需求。而这个时候的日本、葡萄牙人又有贸易的需求。所以，民间的走私应运而生。
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能够把走私生意做长的，那都不是一般人。也必然会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嘉靖年间，走私做得最大的一些东南沿海大族，联合日本的流浪武士，掀起了规模惊人的倭乱。
隆庆皇帝继位后，深刻认识到东南倭寇问题滋生的本源，其实是国内外商人彼此都需要的海外贸易需求与朝廷顽固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矛盾。因此，隆庆元年，朝廷开放了月港作为海贸通商地点。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
从地理环境上来讲，月港完全被厦门岛堵在了里面，并不适合做通商港口。而且福建漳州府的陆上官道设施也很差，并不利于大明内陆的货物运输到这里集中。但是，就这么一个条件很差的港口能够开放，就已经是隆庆皇帝竭尽全力才办到的。
这是皇权和江浙士绅的角力。
试想一下：如果大明帝国仍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海外贸易的需求又持续存在。那么，走私必然仍将持续。而能够主导走私的，必然是一手掌握了大量生产资料，一手拥有地方权力机构的江浙士绅们。
而明帝国从政策层面开关，允许普通百姓、商人参加海外贸易。以前这些靠走私发了大财的江浙士绅，将会面对来自民间的激烈竞争。到时候，这些靠着国家政策的错误赚得坛满钵满的腐朽阶层，其利润必然大减甚至破产！
所以，这些家伙是最反对开关的。双方角力的结果，就是在月港这个完全不具备优势的地方，开了一个小窗口。
然而，勤劳的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一点点机会，他就会拼搏出极大的价值。自月港开关后，这个地方迅速成为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最繁华的港口，大量的货物运出去，大量的白银流进来。在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个港口给皇室贡献了三十六万两的商税。而当年，全国的商税一共也就四十五万七千两。
但这点收入，和大明的整个海贸（含走私）产生的价值比起来，仍然微不足道。
朱由栋穿越前看过很多关于隆庆开关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不约而同的指出：在整个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前期，七十年间，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三亿三千万两以上。平均每年流入四百七十万两。需要明确的是，这仅仅是出超。如果按照后世我大清在关税能够自主的年代对进出口物资全部施加至少百分之四十的关税，啧啧啧，每年朝廷的海关收入怎么也该有四、五百万两以上。
所以，田尔耕说的若是能全面开放海贸，朝廷每年至少获利一百万两，确实没有乱说。
“两位壮士，这位田百户说得可有道理？”
李国助和颜思齐对视一眼后，颜思齐起身道：“殿下，在下当年从漳州府出海时只是个普通农家子弟，不知道国家在月港的具体操作。但就在下在日本这些年的所见来说，虽说朝廷命令我大明商人不得与日本贸易，但我大明需要日本的红铜、白银、黄金、硫磺，日本需要我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所以海面上的商船不说络绎不绝，但每天在平户停靠的商船总是有那么几艘的。如此算下来，光是我大明与日本的海贸量，一年都不会小于三百万两白银。若是两国各自逢十抽一，只是两国贸易，一年都能抽到十五万两白银。”
“殿下。”李国助起身道：“我李家现有商船六十艘，其中两千料（一料大约150公斤，两千料就是300吨）以上的大海船有四十艘。基本上这四十艘每年都不得空闲，不停的往返在大海上。所以，田大人和颜兄弟的估算，大致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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