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碎叶，五随入蜀，15岁学剑术，好神仙之道，20岁已经游侠天下，30岁已经名动京华，40岁闻达上听，诏对天子，笑傲公候权门，传奇一般的人物和经历。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笑。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
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些游侠行径。即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些无赖的游侠脾气也是不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之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以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但到这个时空，随着相关的人和事物，接触的点点滴滴越多，就越褪去那层神圣的光彩。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切。
据说当年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同为近交好友，一起出游，同时做客于北海太守兼大书法家李邕府上，一日饮宴，身长者兼主人的李邕突发其想说“诸君皆当今名士，何不学古人，各言尔志呼”
这其实就是南北朝传下来品评名士的遗风，对士林中的地位，有重大的影响。这三人，也同时代表了诗坛三大流派风格，一个是轻傲狂放的游侠派，一个忧国忧民的写实派，一个边塞特色的军旅派。
这时杜甫才33岁，李白44岁，高适43岁，还是年华富韶的中年，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
其中以李白最有豪情壮志，当先满饮一杯大声说，“凭小子胸中之才，如遇明主，为宰相之位，易如俯拾草芥，使寰宇大定，海内清一，谈笑间之事尔”，显然对自己的才华和未来的前途，充满了自信和自得。
最年轻的杜甫，生性比较敦厚，接着也说“至君尧舜、醇化风俗、济时爱民，不惜此身”，他主张的是王佐奉君，想魏征之流一样，做一面君王的明镜，也算相当的塌塌实实。
到了高适则最低调，只是放下酒杯，笑笑说“古人云，陈力而就列，高某不才，自持才德，得一扬益节度使尔”却是充满了相当的现实和功利的味道，因此被人笑称为——高扬益。
所谓时事弄人，岁月苍茫，以要求最低的高适，反而政治成就最高，两度拜相，数出为节度使，历任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远远朝过了当初的抱负；
而杜甫虽然一辈子多数时间穷困潦倒，怀才不遇，最后要投靠高适养老，但起码还以出奔西北的义臣身份受到赏识，当过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等官职，虽然不太得意，但起码有过报国的机会，世人称之为杜工部；
只有李白同学才情心气最高，却最是时运不济，自被皇帝放逐出长安就运气用光，一直在倒霉，晚年自以为投了明主，结果却是个遗臭万年的叛贼，自己也被当做叛臣一党流放夜郎。
这三个人的志向和境遇，可以代表安史之乱中大多数名士文人的典型。
关于当年李白被逐出长安的内情，我也曾经私下询问过，作为当年重要当事人之一的高力士，这时他也没有那么多顾及，更兼拿钱拿的手软，并没有什么我意料中的，恼羞成怒或者勃然变色的情绪，却是当场就大大的叫起屈来。
“这简直是冤枉死老奴了”
“高公，这是怎么说呢”我心道，难道不是因为你被李白折辱，而向杨太真打小报告说李白做诗，影射她与祸国殃民的赵飞燕相提并论纭纭，而引起的。
“世人皆云，是老奴陷李翰林，可老奴本来只是一个侍人出身，只要能让天家的开心，那区区一点折节，算的什么”他似乎猜出我的想法，摇头晃脑的说“只是老身这辈子，必须当这个恶名了”。
“那又是为何”我心中更惊讶了，还有深入的隐情么。
“谁都知道，长安乃是天子脚下，这中，水深的很”高力士的胖脸，微微露出一丝苦笑
“偏偏这位青莲居士，却是个愣头青”
“适才傲物不算是他的错处。。。”
“但这天家里的事情，可是那么好参合的”
“你可知道，大名鼎鼎的饮中八仙歌”
我楞了一下。
怎么不知道，著名的饮中八仙歌，我还会背诵呢，这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名士风流群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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