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南岸的孟津，乃是千古名渡，也是都畿道大军今次迎击强敌、保卫神都的大本营所在，尽管这个所谓的强敌，眼下还存在于假想中。
十一月中，李潼在返回神都处理完一些琐事之后，便又立即返回了黄河南岸的行军大营中，开始正式着手布置防御前线。
神都洛阳号为天中帝宅、八关之险，这是从汉末传来的说法。历经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动荡，以及隋末群雄争霸，国朝统一以来已经七十年有余，所谓的八关之险，到如今已经不再那么准确。
不过一些地域上的攻防要点，倒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削弱多少。比如大军眼下所驻扎的孟津，便是从河北南来的重要渡口之一，真有外寇南来，便可由此直接杀向洛阳。
无论是军事的需要，还是对人心的安抚，将行军大营安排在此，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黄河对岸的河阳才是抗拒河北之敌的最重要据点。这倒不是李潼这样的军键家的看法，而是都畿道诸将普遍的提议，而且历史上的安史之乱也证明了河阳得失对洛阳防守的重要性。
周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黄河北岸，即就是河阳，而所渡河的渡口即就是孟津。不过《春秋》中所记载的天子狩于河阳，却并非周天子耀武扬威的狩猎活动，而是晋文公将周天子提溜到黄河北岸、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称霸会盟。
自古以来，河阳便与中原的安危休戚相关。不过唐时的河阳还要在洛阳正北偏东百余里外，位于河内怀州，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谷口地带，地理位置上可以类比于黄河对岸的虎牢关，算是河东与河北的一个分界点。
从正统军事角度分析，假使薛怀义大军真的以勤王之名南下攻来，在孟津据守虽有黄河之险，但洛阳距离黄河实在是太近了，已经近似于兵临城下，一旦孟津防守不当，完全失去了战略纵深。
而且黄河就横在当面，既阻拦了外敌，同时对外敌也是一种保护，不能发挥出都畿道大军以逸待劳的优势。
所以在河阳布置足够兵力，以一河之隔的洛阳作为后盾，一俟外敌到来，便以逸待劳的主动出击，或者与孟津、虎牢关成掎角之势的进行防守，攻守之间，主动权尽在掌握。
哪怕李潼这种军事小白，也觉得这样的攻守策略是非常靠谱的，但他还是没有渡河前往河阳驻扎，只是派出了两千肃岳军并一千名千骑精锐渡河入驻河阳，以待敌军。
一则神都洛阳承平年久，尽管在垂拱年间发生两次内部的叛乱，但也都是在黄河以南，所以黄河北岸的河阳如今军事职能还没有凸显出来，城防不修，根本不适合大军驻扎。
二则他如何去了黄河北岸，那么对神都的影响和控制力不免就会削弱，一旦神都城内发生什么变故，不能及时有效的做出应对。
讲到这个理由，就有瞻前顾后、贻误战机的那种味道了。明明大敌当前，结果还要忙于内斗，你不败谁败？
但说到底，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没有利益驱动的战争，就是没有意义，就是不义之战。
事实上，关于究竟要不要如此大张旗鼓的防备薛怀义可能会有的勤王之举，朝廷内也是分成了两股意见。
其中一派认为，薛怀义不过一介弄臣而已，虽有常胜之名，但那军功实在是水的呛人，本身也绝不是什么一呼百应的正面人物，在军中并不具备蛊惑军心的威望。
如今神都城内既然已经拨乱反正，薛怀义虽然掌握一支大军游荡在外，但也只是无根之水，只需要发出一道制令，说不定下一刻其头颅就会被摘下来送到神都，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对手而大张旗鼓，劳民伤财不说，还会让神都人心局势动荡不安。
另一派便是以李潼为首的军方大将们了，他们认为无论薛怀义有没有号召勤王的动机和能力，大军陈设于洛北，总是有备无患。
而且这一次的陈兵备战，也不仅仅只是针对薛怀义这一路大军，同样也是为了震慑其余州县或会以勤王之名、趁乱而起的潜在威胁。面对这样的隐怀，唯刀兵示之，绝不姑息！
李潼坚持这一论调，原因那就复杂得多。借由这次洛北防线的布置，他既可以以军需为名、搬空神都府库，同时还能将都畿周边军力稍作整合。
从大义方面，解决薛怀义这一隐患，是他大军陈设的威压所致，而不是监国皇嗣的制敕之威。
从人心方面，要让河洛生民感受到雍王殿下乃是此境的保护者，正是因为雍王殿下积极防御、身临前线的统军作战，才能却敌于外，保护河洛之地的安全。
特别是这后一点，如果民众们心里有了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未来李潼再率军归洛，无形中便会消弭许多的阻力与抵触。
基本上神都南北两衙都附和李潼这一主张，倒不是说他已经凭着人格魅力将南衙将士也全都折服，而是这些军方将士们需要功事傍身。
兵马未动，大势已定，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有点尴尬，不利于尽快融入改朝换代、拨乱反正的新秩序中。
当秩序产生混乱动荡时，自然谁的拳头大，谁的声音就响亮。尽管前一派以抚为主的主张要更合理，理由也更加充分，毕竟薛怀义实在不是能够让人敬重且严肃对待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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