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去太湖帮你培训特工？”
何儒意放下了手里的书：“孟绍原，你知道我的资历吗？十人团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情报工作。力行社成立，他们竭力邀请我加入，我是力行社的第一批特务，而且一进去就是高级干事。”
“是，是，老师。”
孟绍原一迭声的“是”。
何儒意看了看他：“孟绍原，你知道我的身份吗？戴笠的职务军衔不过是少将，我的正式军衔就是少将了。我告诉你，在军衔上，戴笠看到我都必须要敬礼，你个小小的中校，来命令我？我还告诉你了，就是这个中校，也不过是军事委员会批准的职务军衔！”
这话一点不假，终其戴笠一生，不过是个少将，还是1945年晋升的，死后才被追赠为中将。
但是，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在抗战爆发次年，他晋升为军统局副局长之后，经常会在公开场合穿军装，佩戴中将军衔，但却没人提出异议。
这和当时的军衔制有关。
国民党军衔制分为正式军衔，又叫叙任军衔，和职务军衔两种。
正式军衔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其格式是军种加军衔，譬如陆军少将、海军中将等。
而职务军衔是军事委员会根据军官职务任命的，其格式是军衔加职务，譬如少将旅长、中将军长等。
职务军衔只是一种临时衔，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
戴笠在抗战期间佩戴的中将军衔就是职务军衔，194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的陆军少将才是正式军衔。
当时这种情况在国民党将领中非常普遍，像孙立人、廖耀湘、张灵甫等人担任师长、军长甚至兵团司令时，他们的正式军衔才是上校，与实际职务严重不符，所以他们平常都佩戴少将甚至中将的职务军衔。
这也就造成了抗战期间，戴笠手下居然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的原因。
孟绍原也是如此，他的正式军衔是陆军上尉，职务军衔则是行动科中校副科长兼上海监察办公室中校主任。
再立个功，那妥妥的是上校科长。
凭借他的本事，一年之内晋升为少将也丝毫不稀奇。
问题是，就算他当上了中将，但在国民政府正式档案里，依旧会这样记载：
孟绍原，陆军上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在这一特殊时期，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
有一次，委员长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
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民政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
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
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
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
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
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
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
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
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
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独立旅上尉旅长这样的笑话都曾经出现过。
孟绍原加入力行社的时候，黄埔出身，军衔是陆军上尉，按照停年流程，他晋升到陆军中校，就算一路顺风也都至少需要7年！
不过，这种职务军衔也有一个好处，你是职务中校，那就佩戴中校军衔，军衔比你低的，哪里分得清你是正式中校还是职务中校？
除非那些熟知规则的军官，才会从你的年纪上一眼就判断出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何儒意既是戴笠的部下，又是戴笠的长官。
被何儒意这么一呵斥，孟绍原闷头一句话也说不了。
“绍原。”何儒意忽然笑了一下：“论身份，论资历，你都没权利来让我做这事，不过呢，我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你到底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而且现在抗战如此，你也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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