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的是，最先开始反叛二世皇帝的，的确是由犯人、逃亡者、受歧视的商人、赘婿等组成的亡命之徒。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秦末爆发的起义已经属于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因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应该明确具有本阶级的“阶级团结”觉悟，以及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
一个有力的反例是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了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也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车驭手。
另外一个例证就是，当“陈涉农民起义”胜利之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和持久的改善，汉代以及之后的朝代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改善要到真正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会来到。在这之前，中国人民还要忍受两千年之久。
最后一个观点是扶苏结合了上述所有观点中的可取部分糅合而成的。
那就是资源的过分紧张。
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完成。
其实在始皇死之前，国内的紧张局势就已经屡见不鲜了。这样紧张局势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统治者频繁地遇刺。
刨去荆轲刺秦，在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有史料记载的刺杀就有两次。
公元前218年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天，仍然未能找到。这就是据传由张良（实际很可能不是）策划的博浪沙事件。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216年始皇只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遇到强盗，遇到了极大的威胁。这一次，始皇下令在秦都周围大索20天。
而比这次刺杀或许更能体现当时紧张局势的一点是：同年一石（接近20公升）粮食据说价值1600钱，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数目。
导致物价飞涨的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资源紧缺。
根据史册记载，就在前214年前后，始皇同时发动了对南方与北方的两场大规模的军事占领活动。
北方是由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将领——蒙恬作为主导者的，针对游牧民族匈奴以及其他胡人的驱逐战争。
而南方则是由后来的南越王赵佗接任大将屠雎，执行对现在的广东、广西等地的征伐，后者据信死于当地土著的毒箭之下。
南北方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帝国扩张了巨大的版图，但这并没有能够缓和国内日渐鼎沸的局势。
同时进行的大规模劳役，比如正式名字已经失传，只以阿房（意为建设在咸阳旁边）为名的巨大宫殿群、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而修建的万里长城、早在统一之前就在修建而在统一后又增加了规模的皇陵、直通九原到咸阳的直道、超越了古罗马帝国千年来总里程之和的驰道……
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帝国的经济早在它的继任者通过各种手段上位之前就已经完全崩溃了。
一个非常可能的推测是：这个大帝国的缔造者们根本没有做好合理运用自己的力量的准备。
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秦始皇帝，还是他的辅佐者们——丞相李斯、大将军蒙恬等人，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只不过，他们是在开动着战车在鹅卵石密布的河道中飞驰。
不只是统治者们没有准备好，黔首们——秦帝国官方对于庶民的称谓——同样没有做好准备。
六国遗民无法突然适应规定细致到了一言一行的，“动辄得咎”的秦法，就连已经在秦法规则下生活了百年的老秦人也无法适应突然扩展到了全天下的法度。
更为致命的是，就连秦法本身也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要求了。
总而言之，扶苏得出的结论就是帝国在所有人和制度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驶上了危险遍布的河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的覆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扶苏如今要做的，就是要在那个大帝国成形之前，至少让自己身边的人，以及法律提前适应未来的大时代。
而这一切，都要从眼前简单的两个字做起。
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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