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数日，本次丁亥京察之北察率先完成。吏部尚书杨巍以主察身份上疏，附陈北察结果供皇上参阅宸断。
撇开对京察之意义的长篇大论，杨巍在此次北察之中合计黜落、贬斥四品及以下官员四十七名，其中革职候勘五人、回籍闲住六人、冠带闲住十一人、降调外任十二人、调外任十三人。
以上名目，是按照惩罚程度开列的。
最严重的当然就是革职候勘，意思大抵相当于“罢免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接下来会怎样，就看调查结果了。
回籍闲住的严重性紧随其后，相当于免职并强行要求回乡，通常而言还带有不准他随意去他地方之意，类似于一种无期限保释。
冠带闲住稍微好一点，大致上可以类比免职但保留级别待遇。比如你是以五品官“冠带闲住”，那么你的职务肯定没了，但“五品”这个级别朝廷依然承认，你回乡之后虽然无权无职，但县尊见了你也还得行下属礼。
降调外任这个高务实都吃过的惩罚，意思很好理解，它分两个部分：其一是降，你原先正五品，那么下一个职务最多不会超过从五品；其二是调外任，即从京官转为外官。
由于京官本身就比外官尊崇不少，所以降调外任的惩罚其实也不轻——当然，昔日高务实那种由虚职“降调外任”，反而任了个大有实权之职务的情况完全属于特例，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
最后一个调外任上面已经说了，就不必再重复一次。
总的来说，这次北察的力度比较轻，惩罚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五个革职候勘。
这里面刑部占了两个，一个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一个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都是因为复核案件时收受贿赂，包庇重要案犯而落马的。
工部也占了两个，一个是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落马原因是在修建潞王府的工程款中贪污了九千多两银子，又把部分工程高价批给自家一位堂弟，以至于朝廷多花了近两万两；另一个是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他在主持永定河利民灌溉工程中任用私人，以挖人祖坟为手段恐吓百姓，收受贵重礼金合计七千余两，并致七人自杀、自残。
还有一人比较震惊众人，居然出自户部。不过当皇帝发现此人乃是户部广西清吏司郎中，且罪名是勒索广西赵氏、陈氏土司不得，遂擅改税率，使此二姓土司在两年内，于正当贩木商税之外额外多缴了一万三千两百余两税款以为报复之后，皇帝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广西？广西的商税税率是以求真上疏为本而定下的，各家土司应缴多少商税，怕是没有人比求真更清楚，你居然在这上面玩花样，真是活该革职候勘。
革职候勘以下，从回籍闲住到调外任，此次北察全部写明了原因。而且，还有与过去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没有了模棱两可的“为官不谨”、“才力不及”。
为官不谨是有的，才力不及也是有的，但通通都列举了事实，说明该员如何为官不谨、如何才力不及。皇帝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份不谨、不及来。
不必吏部说明，朱翊钧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种变化出自于高务实的要求或者暗示，因为他太了解高务实了，这就是高务实的风格：公务处罚要尽量避免理由不确切、证据不确凿。
其实这是高务实从后世带来的习惯思维，不过朱翊钧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能够较大程度避免事后扯皮。
正因如此，本次京察的结果朱翊钧也比较满意，虽然他隐约觉得黜落的人数偏少，处理的力度也稍轻，但每一个处理都证据确凿无误，看起来就很让人舒坦，因此非常痛快的朱批同意了。
更让朱翊钧意外的是，不仅北察出现了新气象，南察这一次也有些变化。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效率。
由于远近关系，往年的南察结果至少会比北察晚一个月以上，谁知这次北察结束之后，南察的结果仅仅过去五天，便从南京快马加鞭送来了京师。
相比于北察宛如剃须刀一般的“力度稍轻”，南察的主察海刚峰所祭出的就算不是屠龙刀，也得是把杀猪刀了。
整个南察，南京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等衙门，一共有一百六十九人被海刚峰写上了黜落条陈。这还不算完，宝刀不老的海瑞老先生还另外单独上疏，弹劾了七名品级高于四品的南京大员，其中甚至包括三品大员南京户部左侍郎衷贞吉、南京工部左侍郎朱天球在内。
海瑞的弹劾大多也有理有据，惟独对于衷贞吉和朱天球的弹劾，让朱翊钧都很诧异。
为何诧异？因为这两位侍郎都是素有清名的人物。
衷贞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其与江西同乡陈道亨、邓以赞齐名，并称“江右三清”——当然不是三清宫里的那三清道祖，而是三位着名清官的意思。衷贞吉曾任松江知府、河南巡抚等职，去年年初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清名依旧。
朱天球就更厉害了，他于嘉靖二十九年登进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他任职满六年进京考绩，适遇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遭到严嵩的陷害而被斩于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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