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征服日本这个“不征之国”能在大明获得法理上的广泛认同，这件事其实困扰了高务实多年。
几乎是从高务实打算再兴大明、巩固东亚传统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开始，他就已经在纠结这件事。对此他也曾设计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案，只是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几个方案中左右横跳，迟迟难以最终决断。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如果出现反复横跳这种现象，那一定是因为对利弊的权衡难以充分把握，正如高务实在这个问题上的麻烦。
要么无法在国内取得共识，强行出兵结果背一个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骂名；要么暴露实力授人以柄，以后面对无穷无尽的弹劾与背刺。
前者不仅仅是骂名这么简单，因为作为一名文官，尤其还是一名获得世爵的文官，其名声的意义委实太大太大。可以说一旦名声坏了，最直接的一点表现就是将来再要推进其他的改革就会越发困难。
后者也绝非只要皇帝信任就万事大吉，因为皇帝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因为各种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有道是众口铄金三人成虎，谁敢说他高务实将来就不会面临当年高拱的困局，在“满朝倒拱”中不得不坚决请辞？
再退一万步说，即便朱翊钧始终坚信高务实的忠诚，坚信高务实绝对不会背叛他，可是京华的全部实力如果暴露，那对于一位帝王而言恐怕就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了，而是你事实上已经尾大不掉。
如今你我君臣乃是发小同窗，的确有足够的互信，可是……朕总有龙驭宾天之日，你也有驾鹤西去之时，到了我们儿孙的时代，他们之间是否也能有如此君臣相和的局面呢？
如果不能，我天家是否还能确保你高家的忠诚？能否确保你高家不会对天家造成颠覆？
这是任何思想成熟的帝王所必然会考虑的事，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事，与这位帝王叫不叫朱翊钧没有关系。
所以，大明朝廷的虎皮一定要扯，绝不能只由海贸同盟甚至只由京华来解决“日本征服”问题，否则高务实的人臣之路恐怕前方就要面临万丈深渊了。
诚然，以高务实目前的实力，他的确可以说不做这个臣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爷拍拍屁股去定南城，就算做个南疆皇帝又能如何？以我六大警备军和两洋舰队的实力，哪怕国内产业全丢了不要，你大明也别想武力威胁于我。
甚至若搞得决绝一点，我高某人在大明国内可是有近百万雇工、二十多万武装家丁(京华商社马队和各种护厂队、护矿队)的，要是发展到必须兵戎相见，最后谁胜谁负那可难说。
除非大明朝廷再出一个战略大师且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否则一旦高务实来个里外夹攻，很可能朝廷反而更危险。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高务实的心愿根本就不是推翻朱明，他只是希望一个代表主体民族的国家能扛到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避免主体民族内乱，自己砍掉自己的血条。
欧洲已经文艺复兴，接下来不久就该启蒙运动和工业化了，大争之世已然不远，中华文明此时该做的是夯实基础、改革转型，以最扎实稳健而又蓬勃向上的面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不是先捅自己一刀，残血面对穷凶极恶的海盗文明。
又不是俄国人，为啥非要残血才会打仗？人家残血才会打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俄国东正教有非常传统、非常坚固的“受难者”思维，所以越是危险就越有斗志。
当他们达到“满血”状态，反而往往因为找不到精神依托和思想指引，变得莫名其妙地四面出击，然后八方受敌，最终又被揍成残血。
中华文明则不然。自周朝兴起华夷之辩，到始皇一统六国，中华文明不仅在个人思想方面逐渐产生“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在国家层面也开始有了基本盘，大抵便是后来所谓的“汉地十八省”。
从此，中国虽然合久必分，但也分久必合，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必然会奔着至少拿下汉地十八省而去行动。之后若有余力，那就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算是个国家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
而“基本盘”的理念，核心本质就是内部必须团结。只有保证内部团结、核心强大，才有后来的一切。高务实显然也是持这一立场的，所以他格外看重内部的“不争”，而重视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
他会想方设法对外战争、扩大势力范围，甚至自己都担心国内政敌骂他穷兵黩武，但他却又坚决要求避免内战，生怕使国力白白消失于内耗之中。
不得不说，前世的高务实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影响——当然，他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受到影响的。
在他看来，凡是儒家思想影响地区，都是将来“文明的冲突”爆发时中国的基本盘。为了在这个必将到来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他有责任确保这片地区牢牢掌握在中华文明本体——即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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