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娅又问道：
“哥哥，这些投资的人不会那么傻吧，为什么会上当，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后再投资。”
“哥哥，那他有什么具体的手法吗？”
张子健笑着讲解沈福的高招。
骗子当然不好当了，还需要各种宣传和支持，还有实际的利益付出等等，再说国内绝大多数人哪里知道庞氏骗局的事情，信息封闭和不对称。
最关键的是他把握住人心，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占便宜的心里，还有前期拿到高利息的诱惑和疯狂。
沈福首先是承诺高额回报，而且最早投资的人在早期都收到了高额利润，更是刺激了后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从三千元起，上不封顶。
他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百分之三十，比银行储蓄利率高的多。
沈福与投资者签订虚假技术开发合同，投资者并不知道与长城公司签订的所谓合同，只不过是用来蒙骗人的招牌，如同几张废纸，合同中承诺公司一年内将产生一亿元的产值，但从第一份合同签订之日起的半年时间里，他的公司只售出电动机几十台，价值不到承诺产值的百分之二，所谓的电机开发完全成了骗人的幌子。
第三是弄虚作假，指使有关人员开出两亿元的假发票，频繁地向某分公司调拨资金，制造某分公司经营效益好的假象。在没有一分钱销售额，没做成一笔电机生意的情况下，向税务部门“主动”缴纳了一千一百多万元的税金，欺骗投资者和有关管理部门，而且谎称公司股票将来可以上市等等。
沈福善于宣传，他被媒体称誉为“改革人物”，长城公司也被媒体打造成受人尊重的“高科技企业”，唱赞歌的媒体在长城公司集资的过程中，发表了过多篇长篇报道进行吹捧。
据说长城公司在公关上不遗余力，听说光是红包攻势就花费了三千万，同时聘请了一百多位公司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
冬妮娅听了这些话后，想了想后说道：
“哥哥，骗子确实不好当，底层老百姓根本无法辨别真假，与国内现在的金钱崇拜有关系吧，俄国现在更是认钱不认人，有钱就有一切。”
“俄国政府不行了，不管事了，那政府呢，看到这种情况不管吗？”
张子健回答道：
“有关部门已经逐渐察觉了长城公司异常的活动，针对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一系列活动，在今年年初，银行发出了有关长城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认为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等内容，并要求该公司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保护已投资者的利益，避免更多的人投资受骗，防止长城公司转移资金，银行冻结了长城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账户。”
“对此沈福非但不执行要求，反而到处散布流言，欺骗要求清退集资款的群众，并向法院起诉银行，今年的三月末沈福连续在京城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同时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率提高到惊人的百分之四十八。”
“听说在今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下午，沈福携带着三张假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集资款准备逃到国外，在首都机场被警方截获。”
实际上张子健与冬妮娅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他前生所了解的信息，当年此案披露后才逐渐透露出各种具体情况。
今生此案刚刚发生，沈福刚被逮捕，许多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张子健讲的顺嘴了，很多今生不可能了解到的详细信息都讲了出来，也就是唬一唬冬妮娅这个小傻瓜而已。
但有一些情况不能讲，因为还没有发生。
历史上沈福被抓后，有关部门成立检查组，开始对长城公司进行检查。
长城公司案涉及的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检查组，对其所属的一百多个分支机构实施全面检查，发现公司集资款项流失十分严重。
当年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多人因此案受到牵连。
法院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日判决，被告人沈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沈福被处决之后，中国开始金融立法对集资行为进行管制，通过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确立了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双重规制的基本模式，一九九五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立法年。
沈福案与随后发生的无锡邓非法集资案，因其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已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本的一个缩影。
……
一路上与冬妮娅用俄语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张子健与冬妮娅付完车钱后下车，感觉来到了城乡结合部，有楼房但不高，甚至还有平房存在，也没有什么新建的建筑。
他们按照丁一的住址打听了一下路边的行人后，来到了一座四层灰色的旧砖混结构楼房下，丁一的家就在一单元三楼一号。
张子健带着冬妮娅上楼来到三楼一号门前敲响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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