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技术员说的兴起，站着用手比划道：“你们看看咱现在吃的。苏联的萝卜牛肉汤，面包管够，还有罐头装的红烧肉，皮蛋、熏肉、酸菜，要是懒得吃饭了，自己在宿舍里泡方便面也没人管，知道我们当年吃的是什么？”
“说说。”90年代人，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少，即使是同行业的人，也难知道前人的生活。许多人对石油会战的了解，也就局限于宣传部的宣传资料了，很难了解到当年的石油人的生活。
老技术员喝了一大口水，用手背一抹，就敲着指头笑道：“我当年还在石油学校上学，本来准备读高中的，听从了国家号召，还没毕业就去了大庆。到了钻井队，给分了一个师父，第一天吃的是苞谷面糊糊，配窝窝头。南方人可能不知道苞谷面是什么，苞谷面就是玉米面，喝第一顿的时候，觉得味道还不错。我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家吃的就多，一路上更是饿了。所以，一口气喝了三大碗，还吃了两个窝窝头。其实还想吃一个窝窝头的，师父说没有了。”
听他说话的勘探队员都笑了出来。
老技术员没笑，摇摇头道：“我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每天只有一碗苞谷面糊糊，只有一个窝窝头。我不光吃了自己和师父的苞谷面糊糊，师父还跑去和队长借了一碗，队长有家眷跟着，可以把窝窝头用的面换回家，自己煮成稀饭喝，所以只有两个窝窝头，没有多的了……”
30年前发生的事，对老技术员而言，几乎是历历在目的。周围的勘探队员也都沉默了下来，他们多是60年代生人，年少时都挨过饿，知道吃不饱饭的感觉。让一个饥饿的人将自己一天的食物让出来，给一个陌生人，这种情感，只有在会战的年代里才能体会。
苏城唏嘘的坐在圈子外围。他在读书的时候，也曾听说过类似的故事，然而，身处在西伯利亚的环境中，听着当事人讲述真人真事，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冲击。
在铁人王进喜的时代，几十吨的钻机是由1205队的30多名工人，以人拉肩扛的方式用了三天三夜运到现场的，开钻的50吨水是干部、工人和家属用盆和桶端进钻场的。这种经历，经过半个世纪再听起来，几如天方夜谭。
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分摊到40名工人身上，相当于每人要分担55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每2个人要抬起一辆日本车……而他们所能利用的工具，只有非现代化的滚杠加撬杠……50吨水分摊到200人身上，相当于每人提了250公斤的水，即使每次用桶提25公斤的水，也要往返矿区10次……
这种精神和党派无关，和政治旗帜无关，它的动力来源于人内心的激情。一个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承受了数百年的压迫和苦难，当整个民族有机会翻身的时候，没有人会彷徨犹豫。
每个人都向往优质的生活，但优质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民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一连串事件，华夏民族积累的历史红利，已经损耗殆尽了。10年，20年或者30年的辛勤工作，远没有到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只能是默默地庆幸罢了。
正是老技术员这样的人，奉献自己，为国家换到了难得的积累。
是老技术员这样的人，用奉献，用奋斗，用人生，将中国从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拉扯了出来。
大庆石油会战时期的石油工人，如果要住好房子，要机械化生产，要充足的食物和额外的加班工资，那2020年的中国和2020年的黑非洲，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依然只能每年用石油换外汇，用外汇买粮食，然后尽量养活贫民窟里呼喊着公平的国人……
李政夫的经历注定他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人民，他给伊藤信重翻译了一遍，同时评论道：“把自己唯一的食物给别人，自己又怎么有力气干活？这样的做法太不符合经济调配了，这样的国家和公司，怎么发展？他在讲故事吧。”
伊藤信重却有些失神。
他是50年代生人，四十岁刚过。当他有记忆的时候，日本同样穷的底掉，许多地位很高的人也买不起袜子，以至于他的父亲每年冬天都要光着脚穿木屐上班。伊藤信重至今还记得父亲拼命工作的场景，那种辛苦到深夜，也不肯浪费一分钟时间的模样，给予了他极大的刺激。
听了李政夫的翻译，又听了他的评论，伊藤信重换上了凝重和尊敬的表情，眼睛看着老技术员，口中道：“你是无法理解那种迫切的想要民族复兴的心情的。为了日本的复兴，我们可以不吃不喝只工作。哪怕累死在工厂里也没有关系，只要日本能够强大起来，能够成为骄傲的国家强大起来……”
李政夫有点不自在了。和日本比起来，新加坡连小国寡民都算不上，总共300万的人口，甚至不够一次大型战争消耗的。
因此，他确实是无法理解民族复兴这个词，新加坡甚至都不算是一个民族。但他还是不喜欢伊藤信重这样说，于是，李政夫打断了伊藤信重的呢喃，道：“这个人说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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