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总督杨鹤被罢官，标志着朝廷在对待农民军策略上，开始由以抚为主转向以剿为主。
公平的说，老杨已经做的够好了。
陕西内养三王，外供四镇，民困已极；又赶上天灾；还要调兵支援京师；还要防备蒙鞑；还要镇压农民军。
哪有钱粮？哪有兵将？老杨只能以抚为主。
崇祯只拨了十万两赈灾，几天就花干了。受抚农民军没有饭吃，纷纷再次揭竿。
杨鹤心力憔悴，崇祯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
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
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
“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馀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
天启辛酉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
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说：“全陕地多贫瘠……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请求免税赈济，不然）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
第一阶段——
“流贼”刚起时，地方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査责任，会受制裁。无人上报。
崇祯初年陕西巡抚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不问情由先把报信人打一顿板子，说:“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第二阶段——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只好硬着头皮报告朝廷。
第三阶段——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说是延绥巡抚管辖的边兵作乱，延绥巡抚又说是陕西内地饥民为盗。
陕西巡按御史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初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杨鹤到任后，上疏“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
剿贼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屡不定”。
“仰遵明旨抚剿兼行，然欲行抚剿，必有抚剿之实费，此臣不得不亟请也。必济之以抚，然抚非空言也。”
“即如杜文焕招抚过一千九百人，无一食之饱，从何处安插？”
“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此抚之局不易结也。”
“曾有移民就食之说，乃秦中士庶恐引贼入室，未救延安之饥，先酿西凤之乱。臣又不敢复言。”
“考嘉靖十年，陕西曾罹灾荒，特遣吏部侍郎唐龙赈济，然此止于饥荒，未有流贼之乱也。世宗尚谓如何不救？”
“今臣不望大发帑金，但望捐之外府，即于裁扣（驿）站银内许令抚臣通触接济、奏请开销。”
“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
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
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
“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杨鹤是个好人呐！
老杨还在《对诏狱供状》里一针见血的指明：“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可是崇祯皇帝说：“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巡抚）练国事姑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崇祯这人“言朘削则喜，请兵食则怒”。“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
崇祯二年七月，户部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
三年九月，巡按御史要求豁免陕西欠赋，朱由检一直拖拉到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元年和二年积欠。但是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
并且进一步在十二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当即回绝。
大明穷啊。朱由检想掏钱可没有咋整。
陕西天灾人祸，田赋摊派自然收不齐，别的地方也因为各种狗屁倒灶的事同样征不足钱粮。
说个具体例子。
奉化人戴澳，祖上在元朝就做官，入明后历代均有出仕，他本人现在是顺天府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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