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用所谓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主义来划分天朝历史阶段的表述也不合适。
好了，话题扯回来。
结合以上各朝各代的变化，得出的总论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秦到清两千年，一直在朝一个目的地走。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核心。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第二：历代传统正治随着发展，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因为他们算是外人入主，对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权。
其实若要讲平等，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国人也最自由。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王侯将相多个鸡煲？谁怕谁，不服开干！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总之藐视一切权威。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以至于老百姓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待宰羔羊。
朝廷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了，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传统里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愤的人又出了头。
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
因为科举制度，向上的道路是开放的，“学而优则仕”。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就不同，起先人家根本不让你做官，底层也没有向上爬的途径。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形成了资本利益团体，才团结起来去跟国王争权。
天朝是节制资本。旧的封建势力打倒了，却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相当于重新洗牌了。传统历史中，地方豪强或者某个大商人还称不上是资本力量。
第三：长治久安，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
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首辅，很多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利，总是逐步升；朝廷的权总是逐步降。
可惜后来的皇帝自小深宫长大，不通事务，很难出一个中兴之主。
专制情况下，皇帝不行，那么国家也就跟着破落了。
第四：历代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复杂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打个补丁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这一趋势，却使儒家文人们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历代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
可是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所谓的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宗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规章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感慨。
简单打个比方说，就是别搞什么“士农工商”那套了。
如何把社会上种种束缚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最后，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受很多因素牵动和影响。
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制度是最优解。
后面满清是被推翻了，不过连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就不好了。
那大概是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照顾旧传统。又误认为此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
又因为被列强欺负惨了，于是因对满清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制度也一切不满意。
但若把全部传统文化都推翻，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在哪？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历史传统并不全是糟粕。
李自成的大顺，未来是继承和发展。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是在传统之上建立。
还可以说，国情不同。
比如，在发国大格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
整个欧洲大陆的正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形势变了，不随着改变就要被淘汰。
东方落后西方一是科技发展体系不行，二是体制分配制度不合理。
崇祯或者康熙或者乾隆能不能看出问题？也许能。
但他们会不会为解决问题而进行彻底的改革？
必然不会。
谁都知道练成葵花宝典后会称雄天下，但就是除了东方不败没人去练。
任我行不想当天下第一吗？
挥刀自宫，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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