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贞明起身道：“山长这么说就言重了，从当初你支持我在京屯垦改水田为旱田，种植番薯，苞谷起，徐某就知道山长乃天纵之才，唯有跟随山长身旁，徐某才有立一番功业的机会。”
“诶，可惜孺东兄数年屯垦之功，结果便宜了李三才啊！此事我实在对不起你啊。”
徐贞明闻言大笑道：“山长以为徐某只有这点眼界吗？功功过过，错错对对，你说得不算，我也说得不算，朝廷也说得不算，将来自有后人评说，青史上自会还徐某一个公道。所以徐某不为自己计较，山长又何必为徐某计较呢？如此就看太轻徐某为人了。”
林延潮点了点头，这件事他放在心头许久，今日才找机会与徐贞明说出。但徐贞明这番话令他心底石头落下。
二人当夜又聊了许久，都是办杂志的事，从种种细节到人选都聊了许久。
书院印书刊杂志本来就有天然的优势，而对于林延潮的鳌峰书院而言，每日学田收入，以及士绅赞助，使得书院里钱是用也用不完。
故而《少年杂志》就如此顺利的办下，成了林延潮办得一件实事。
而林延潮不知道就在自己办书院办杂志时，此事传到了身在无锡，同样在老家赋闲的顾宪成耳里。
顾宪成对于林延潮此举极为赞赏，于是也打算效仿林延潮讲学办书院之举。
于是一日顾宪成的学生正在家丁忧的高攀龙与无锡县令同游无锡东郊时，高攀龙发现一处地方可作读书处，认为可以群二三好友切磋学问于其中。
当时高攀龙没有办书院的念头，只是认为这是一处可以读书的地方。
于是回来后高攀龙与顾宪成说了这事，当时顾宪成还在生病，但心底存着事，又受到林延潮在闽办书院的启发，一听说高攀龙找了处可以读书的地方，当即从病榻上蹶然而起，二人一并来到城东这处可以读书处。
顾宪成看了这地方，原来是程颐高足杨时在无锡讲学的地方。北宋时杨时在这里见此处临伯渎港，前临清流是讲学好地方。
于是杨时在此讲学一共十八年，他去世后学生在这里建了一座道南祠作为怀念。
这道南祠就是源自当年杨时学成拜别程颐回乡时，程颐看着学生的背影，欣然说了句‘吾道南矣’。
所以顾宪成看了年久失修的道南祠很是感叹，他打算在此办书院，于是他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了本地的乡绅，无锡县令对于顾宪成办学也是大力的支持。
没过多久就在当年杨时讲学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书院建成，书院被名为‘东林书院’。
在另一个时空里东林书院是万历二十三年时顾宪成所建，但现在因林延潮所影响，提前建立。
比数年后不同，首倡东林书院的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二人，就是万历十八年这个看起来普通其实不普通的年份，林延潮与顾宪成一个在南，一个在更南的地方同时办起了书院，这也是被后世二人的政敌抨击为‘公论不出于庙堂，而出自于士人的开始’。
不过这话倒是冤枉林延潮，林延潮办书院可是从来没有在书院议政，针砭时弊。
反而是顾宪成才是干这一行的。
东林书院有两大宗旨，一是恢复理学正宗，尊朱子之学。顾宪成认为王学，林学都是末流之学，他批评心学太重于悟，不重于体修，批评林学太过于功利，高明者闻之尚可，却不为读书人正心之用，始入之门。
当然顾宪成的话也是很有见地，受到他影响出自东林书院的学生都有一等观念，认为王学林学都是败坏了世道人心，不是为了正宗儒者所取。当然作为名儒顾宪成也不是洗脑式教育法，书院的学生也偶尔学习王学，林学，但学来都是用作批判的。
第二宗旨就是言政，顾宪成，顾允成都是学从自名儒薛应旗。
薛应旗的学问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大儒，他少年时学王学，但到了老年时又觉得唯有程朱理学才是大道所在，故而又回到了理学的队伍。
他对于顾宪成，顾允成二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所提的‘古者谏无官，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为盛也。’
这句话到了顾宪成手上就发展成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东林书院的学生既要关心于读书事，家事，也要放眼天下关心国家政事，天下政事。
顾宪成主导东林书院后，提倡书院弟子会友，同时主张讲会，东林书院的讲会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
林延潮的鳌峰书院讲会，主要是提一个命题，让学生分为两方彼此辩论，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惟一之法。
但东林书院的讲会除了探讨精义，就是言政了。
比如在鳌峰书院讲会时，有时候书院弟子明明是持赞同儒家的主张，但经常却被抽到法家，不得不为辩方为法家辩护。
但东林书院却不同，顾宪成主张读书人口头即是躬践，主张言行一致。你在讲会上说了什么，将来做事为人也要从你说得上面去做。
同时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也经常到讲会上主讲，告诉于学生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政见。
当然顾宪成，高攀龙甚至赵南星的政见都差不多，总而言之就是官场斗争派。
什么是官场斗争派？就是将官员都划分成小人，君子两类，君子之间意气相投，互相扶持，同时认为朝堂上的积弊都是吏治败坏所致，必须在选拔官员把关做好。
只要朝堂上都是正人君子，而小人们统统滚蛋，如此就能革除时弊，政治自然而然就变得清明起来。
同时作为官员要极力规劝天子，以正君道，就算被罢官了也没什么，天下的读书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认同，因为这样的思维也很简单，读书人不用太了解什么国家政治上的事，但官员的好坏贤明他们还分不清吗？
有道德的人就是好官。
什么是有道德，居官清廉，能谏皇帝，敢怼大臣就是好官。故而明末政治作秀的官员频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林学那一套以政绩论官员的，当然是歪门邪道。
如此东林书院，鳌峰书院就各代表了林延潮，顾宪成二人不同主张，培养出的学生也是截然不同。
顾宪成更在乎于让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支持自己政治主张，而林延潮则是更在乎读书人们能够接受他的学说，以经义启民智，才能以经义定国策。
而于此同时一道圣旨也抵至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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