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军南下去攻打连云镇时，从各地官府和官军都是远远围观的情形来看，显然是乐观其成，希望叛军能破了连云镇的。
只可惜，孔有德不争气，几万叛军南下，结果却虎头蛇尾，被民团军一仗就打的现出原形，只剩几千人狼狈而逃。
声势浩大的叛军没有破了连云镇，还吃了败仗，虽让朝堂上下关注此事的官员们很失望，但看到叛军被打回了原形，也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特别是主张武力剿灭叛军的官员，一时之间就占据了上风，弹劾登莱巡抚孙元化的奏折也多了起来。
孙元化是举人出身为官，师承徐光启，受西学影响，信奉基督教，是主张大炮主义的人，精于火器制作。
崇祯三年，他任登莱巡抚后，一边大力招募西洋技师铸造火炮，一边把没人管的辽人和一部分东江镇官兵，重新编练成军，准备用于辽事。
孔有德就是他在编练营兵时，任用的主要将领之一。
吴桥兵变，孔有德带着他编练的营兵发生叛乱后，孙元化顶着压力，主张招抚叛军。
由于当时的辽西战事正急，后金兵正在围困锦州，辽西的不断告急求援，让朝廷一时之间，抽调不出兵马来剿灭叛军，就默许了孙元化的招抚。
原历史，孔有德的叛军，借着回登莱接受招抚的名义，没受到强力的阻拦，直接回到了登州。
回到登州后，本来要准备接受招抚的叛军，在有些官员故意压下叛军的请降书下，重新反叛，勾结登州城内的东江兵，破了登州城。
最后，整个登州的东江兵，跟着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带着孙元化铸造的大炮，还有西洋人技师，投降了后金，直接增强了后金兵的攻城能力。
透过迷雾看历史，回观明亡清兴三十年，就会发现，只要朝廷做出对的决策，就有一批朝臣出来反对，而那些错误的，会消耗国力，加剧社会动荡的决定，会很快的被执行。
其次就是，整个崇祯朝，但凡那些还忠于大明的、能做事的官员，一个个都被垫了黑砖，不是身死，就是被罢官。
虽说在这方面，朱由检这个不合格的皇帝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细细推敲，从后世记录来对比，就会发现，很多被明史标榜的所谓‘忠臣’，有很大一批人，他们做的事，反而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他们这些人，被书写在《明史》的‘忠臣传’中，与那些真正的忠臣混杂在一起，让人难辨忠奸。
而《明史》，是清朝用了一百多年时间，几易其稿，经过三代帝王过目检验，好不容易才完成的，号称最‘详实’的史记。
当然，成王败寇，朱家王朝被灭，是朱家的皇帝不争气，也怨不得别人玩无间道。
就明末这样皇帝昏聩，官员贪腐，民不聊生的局面，没有李自成，还会有张自成、王自成……。
没有后金女真人，还有十七世纪末东来的西洋人，北方的罗刹人，西边崛起的准格尔部……。
如果明朝后期，进入了如汉末、唐末那样的，几十年上百年割据混乱局面，炎黄民族才真的很危险。
真是如此，很可能就不是明亡之后无中国，汉文化只是被阉割的局面了，说不定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会沦为成又一个印度。
历史没有如果，原时空，华夏民族经过几百年的曲折，终于还是又站起来了。
这个明时空，只要文启东不走，他就是这个时空的太上皇，汉民族的定海神针……。
文启东放走孔有德，是基于养蛊的心态，“折腾去吧，反正折不折腾，底层的民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折腾的厉害一点，也好早点大破之后再大立。”
还别说，孔有德这一帮子人，还真能折腾。
虽然在连云镇被民团打得只剩几千人，可这几千人都是精锐，叛军并没有被伤了元气。
几千叛军，逃离了连云镇后，没有按原路线回去，而是直接向东，连克吕县、诸城、进逼莱阳，过了莱阳就是登州，此时，几千叛军很快又发展到了三万多人。
叛军的卷土重来，令整个山东官场重新慌乱一团，招降派和镇压派又开始相互攻讦。
官场上的事，文启东这个山野闲人管不着，别人也不愿意他去插手管闲事。
战后的连云镇，随着叛军的败逃，只过了几天的时间，就又恢复了繁荣。
叛军的来袭，短短一天的战斗，虽让连云镇内的居民受了点惊吓，但在见识了民团的强悍后，整个连云镇的居民，走在大街上的神态心气都不一样了。
现在连云镇内的常住居民，以各行业的工匠，加上服务于各工坊的工人为主，这些人占据了连云镇的六成常居民人口。
剩下的四成，是民团的团丁，以及团丁的家人，以及在连云镇开店贩卖货物的商人。
而流民到了连云镇后，绝大部分人，都被移民到了大员岛和吕宋岛，只有少数人，赶上工坊招工时，才会幸运的留在连云镇。
和山阳镇一样，连云镇内也没有乞丐和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这些人一旦在镇内出现，很快就被送走或镇压。
不论是山阳镇还是连云镇，镇内的治安队员，可不像大明其它地方的衙役捕快那样，不但不维持治安，还和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欺压当地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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