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34年1月底，东北军已经取的的东北防御作战的彻底全部胜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逐出了东北。此时张学良的东北一系已经彻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蒋介石恼怒之下已经下令停止向张学良的东北军调拨每月的1000万法币的军饷，而张学良也毫不客气接收了东北的国民政府中央税务机关，驱逐了包括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南京政府在东北的所有官员，停止向关内运输燃油、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顺便还关闭了东北和国统区的所有通道。双方从1933年底便在公众媒体上整日唇枪舌剑争辩不休，一个指责对方“拥兵自重、破坏统一、不听政令”；一个怒斥对方“下令丢弃国土、何来脸面面对国人和孙中山总理之灵”，但是两方一个忙着对付中共红军，一个忙着于日军交战，从而辽阳会战期间东北军几乎没有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交战，只是与阎锡山、韩复渠所部发生了几起“摩擦误会”。辽阳会战后，张学良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
1933年11月，当东北会战打响的时候，中原大地也再度硝烟弥漫。蒋介石一边命令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所部严密监视绥远、察哈尔、平津等地的东北军动向，一面则同时调集70多个国民军精锐师共计一百多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江西南部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重点进攻中共苏区的心脏——瑞金。在法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推进战术，在当地调集大批民工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试图将中共苏区的红军聚歼在赣南地区。
此时刚刚于二月结束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战役的中共红军虽然其军事领导者毛泽东已经被王明等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是仍然在周恩来、朱德等将领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下的指挥取得了最终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胜利，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3个师，俘敌一万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并且使的自身军队发展到了33万多人。但这却是一场惨胜，此时中国共产党三大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只有湘鄂赣根据地取的了胜利，其他两处根据地由于与国民军实力悬殊以及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指挥而导致反“围剿”作战失败，从而使的中央苏区——湘鄂赣根据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时候“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却得到了全面贯彻。而此时国际上的情况更加迫切，欧洲的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希特勒于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德国军事实力在其大力推动建设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胀；东亚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与其一起在东西两端威胁苏联的安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前取得本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扩大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的阵营和力量对抗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此时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让中共内部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了轻敌和自大骄傲的情绪。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顽固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命令，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令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活动，结果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大部分被暴露从而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并叛变，使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将中共党内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迁入了中央苏区。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等人并否定其的正确军事思想，甚至临时党中央还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中共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红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国民党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国民军的碉堡工事阵地，红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集中突破国民军堡垒线，驰骋于苏折皖赣威胁国民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国民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国民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却号召红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国民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湖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绝。结果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蒋介石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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