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太平军趋势用尽或是后力不济，又或是再也没法拿出一支成建制的踹阵重骑来；作为断后严密戒备骑兵追击和突袭的李嗣源，还是得以全身退回到了临汾城附近。
但是当他抵达了临汾城下之后才知道，相对于自己一路疑神疑鬼的波澜不惊，其他几路人马的状况就没有这么好了；因为那些太平贼居然已经有小股部队抢先一步渗透到他们前头去了。
因此，在夜里分头撤退的道路上，他们不断的遭到了零星火器的偷袭和骚扰，还多次撞上了绊马索和一种触之即炸的火器，让整只队伍在夜色当中，都变得格外提心吊胆起来。
虽然真正能够造成的伤亡可谓是微乎其微，但是在不断惊扰和担心受怕之下，对于撤退途中的士气和军心影响甚大；而且因为避开大路不走而多绕了远路，导致行程进一步被延迟了。
结果就是抵达临汾城下之后各自清点部曲，发现一路上因为各种意外和变故，相继掉队和走散了的不在少数；尤其是之前部伍损伤最甚的史敬思所部，居然就剩下两三百人相随了。
可以说这连夜一撤退，就让他们又凭空折损了一成到三成不等的人马。至于聚集在襄陵城下的那些藩骑，更是在见势不妙之下，比他们更早不管不顾的逃的望尘莫及了；一时间也指望不上了。
此外，也就是那些地方聚集起来的镇戍、土团、乡兵，还有部分州属的团结兵，被抛弃下来作为应付和吸引贼军的诱饵，自然也是断无幸理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嗣源因为断后走得最慢的缘故，反而因为有人替他趟平了后续的障碍和埋伏，而得以基本全须全尾的将本部人马撤了回来。
尽管如此，在汇合了当地以步队为主的李嗣昭所部之后。临汾这座横断汾河流域中部原野当中的上州大城内；也已经重新猬集到了近五万之众，而且都是相对精锐和健壮，并且马步俱全、粮械充裕的河东兵卒。
因此，身为南路行军总管的李嗣源，也难免再度动念和策划起来，对于南面逼近的太平军反制和迎击的计划。然而这一次他在军议上，却遭到了作为副手的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嗣昭等人，坚决反对和异议。
李嗣昭等人的理由也很简单，既然河东大军所赖以擅长的骑兵攻战，在野外浪战之中已经难以撼动太平贼稳步推进的火器阵列；而那些附从助战的藩骑更是表现不堪，那就唯有吸取教训而扬长避短。
比如在对敌策略上改弦更张，以大城坚垒厚壁为掩护和凭仗，多备弓弩、大械以城防之利坚拒之；然后再以数支骑兵在外游曳以为呼应和牵制，令其久攻不下的疲堕之际，露出破绽和可乘之机，再以内核合击之。
而不是继续贸然的急于发起反攻之势，徒然浪费掉好容易收拢回来的兵力和有所恢复的士气；只是为了一时意气而谋取那么一线，可能让敌军有所受挫的概率而已。
然而对于李嗣源而言，这就意味着自己为首众多势力受损的藩将，将会就此变相的失去对于战局的控制力和将南路大军的主导权拱手相让。
因为按照这个布局的关键，他们都要带领马队在外冒险游曳待机，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然而一直在军中表现的俯首帖耳而显山不露水的李嗣昭，突然选择发难的这个机会太好了，
在稍后的表态当中，虽说有李嗣源一力坚持乘敌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以为反击；但是显然李嗣昭提出的这个反对意见和另外主张，看起来更加有理有据而似乎无懈可击，而军中获得了许多呼应和附和之声。
甚至，就连自沁州带兵前来支援的小叔父——大同防御使李克宁，都虞候李存质，李存颢、李存实等人也是有所意动的明里暗里支持，这个看起来更加稳健地策略。
再加上，相对于前出在外而大都实力受损的李嗣源等人，被留守在临汾城下的李嗣昭等人反而相对保全完好，并且掌握了城防和粮械的关键。
因此，现如今双方可以拿出来博弈的筹码和力量对比，已经在无形之间隐隐发生了倒转。而向着动摇李嗣源权威和影响力的不利方向而去。
要知道，按照在代北、塞外所沿袭下来的体制和惯例，作为朱邪翼圣/李克用心腹的诸位养子手下，都各有一支身经百战而唯命是从，看成指使若臂的直属兵马；作为驾驭和压制配下其他部伍的凭仗。
因此，就算是李嗣源身为南路总管，固然可以奖惩或是更换其中一些人，以为阵前的临机处置；却没有资格越过他们这些大将，而直接指挥这些人马；更无法无视多数人的意见而完全独断专行或是一意孤行的。
最后还是那个九郎康君立，在气氛隐隐对立之中见势不妙，赶紧跳出来当场叫苦不迭的，给进退两难的李嗣源铺垫了一个下台阶的理由，以为变相妥协和折中的条件。
也就是李嗣昭这番以临汾大城为依托和凭据，与进犯贼军进行防守反击计划的大致框架保持不变；但是出外作为牵制和呼应的骑兵力量，同样需要大大的加强以为决胜手段；
因此，在一番颇为亢长的扯皮之后，才李嗣源捏着鼻子勉勉强强答应下来；让南路总管李嗣源带领出外的骑兵各部，在城内优先抽调兵员以为补足和加强，同时还带走了几乎全城搜罗的畜马和半数粮草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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