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心思不仅陈文不知道，就连暂且留在中左所等待宣诏使者的张俊也全然不知。此时的他还沉浸在他所效力的金华明军再败陈锦的好消息之中，一边兴奋不已，一边暗自神伤，活像是出现了人格分裂那般。
陈文再破清军，重新围困衢州，夺回了一度因曹从龙之乱而溜走的战略主动权。作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张俊自然是为此感到快乐，尤其是当他联想到一水之隔的金门上的那些鲁监国系统文武的嘴脸，这份高兴登时便升级为兴奋。可是如此大战，身为武人却无缘与会，实乃人生一大憾事。
然而，他的大帅说过，武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迎接宣诏使者，护送其前往金华，这是他的使命，同时张俊还肩负着观察郑成功实力的任务，不过无须强求，几个月的时间，看到多少是多少，不要引起郑军的忌讳为尚。
观察盟友的力量，这是很正常的。不过相比之下，郑成功虽然询问过陈文本人的一些事情，如出身、婚配之类，但却从没问过有关金华明军内部诸如编制、训练、阵法、官职等事项，就连郑成功幕中的官员也没有如此。
这其中有郑成功对他的大军和自身的能力存在着很大的自信的缘故，然而张俊则更多的将其引申到了武人的封建道德的层面。
至于郑成功的大军，张俊则暗地里形容为“海盗的船肯定多”和“藤甲兵在《三国演义》里面被诸葛武侯虐过”这两方面。其中不仅是吃不着葡萄的嘴酸，更多的还是对自身团体实力的迷信。
事实上，张俊的胡思乱想也只是眼下明军在东南的局势开始逐渐转好的大局下的一个片段。当这场大捷的确切消息开始如风一般传遍了整个东南的满清官场以及地方士绅之时，舟山之战以来的整个氛围也开始出现了一定出程度的逆转。
永历五年的舟山之战乃是浙江抗清运动在大体上宣告覆灭的一年，自此之后，浙江的抗清大局再没有出现过逆转的可能，甚至连一支足以威胁到满清在浙江统治的大军都没有出现过。而这一切，则是从永历四年四明山明军遭到清军围剿就已经开始了。
永历四年的围剿四明山和永历五年的舟山之战在大局上都没有能够改变总体的趋势，势单力薄的陈文虽然竭尽全力，但也只是将其稍稍偏离了一些轨道而已。可是这一战后，以一敌二的胜利证明了浙江的清军，甚至再加上闽北和江西的援军在力量上已经不是这支仅存的浙江明军的对手了，浙江的战局已经不再如满清预料的那般。
大局开始出现逆转的趋势，这使得满清在东南的官员们开始惶恐不安起来，尤其是浙江。因为此番损失最为惨重的正是这个省的清军，而福建和江西的官员也在试图把郑成功攻陷漳州和张自盛成功突围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而杭州驻防八旗还在那座已经第二次将其堵在诸暨的棱堡面前，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进展……
为此，浙江巡抚萧启元自得到消息以来，已经一连几天没有睡好了。一闭上眼睛，翻来覆去的满脑子都是明军攻陷衢州后大举北上，趁胜击溃了顿兵城下良久的杭州驻防八旗，一举重夺杭州的景象。每每想到这些，他的头就能感到莫名的隐隐作痛。
为此，萧启元在百忙之余特别请了一位叫做吴有性的苏州名医前来为他诊治，而这位大夫也确实应了盛名之下无虚士的说法，表示这心病还需心药医，但是在心病得医之前，药还是不能停的。
比之满清的官吏，私底下从事抗清运动，为抗清义军出谋划策、搜集和传递情报、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出资供应义军的那些士绅们，对此却是非常之喜闻乐见。
湖州府城东南别鲜山之阳的息贤堂内，曾经托于世忠给陈文传递情报的魏耕正在这个不年不节的日子里，与他同结诗社的几位好友饮酒畅谈。
归安钱缵曾，山阴祈理孙、祈班孙、朱士稚、张宗观以及苏州的陈三岛，这些士人与他相交有年，彼此之间以诗社唱和为名义往来，在私底下密谋抗清。此时此刻，他们便是在为陈文半个月前的那场大捷而开怀畅饮。
虽说陈文从未与他们有过交流，但是魏耕此前也曾为其搜集过情报，甚至即便双方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交集，这场大捷也值得他们为之欢呼雀跃。
自清军南下以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杭州先后陷落，弘光帝与监国潞王次第北狩。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与满清灭绝华夏衣冠文明的企图之下，鲁王在大批浙江士绅的拥护下监国于绍兴，其中也不乏南直隶的士绅，如松江陈子龙就曾被任命为直浙经略，入太湖长兴伯吴易军中监军。
然而，鲁监国系统明军虽然一度在钱塘江与清军鏖战，却始终无法奈何杭州的清军。而在清军的背后，魏耕也曾邀集湖州各县的数百生员，率领溃散兵勇一度收复湖州多县，但是在清军的反扑之下，这场名为“苕上之役”的抗清起义也迅速被镇压了下去。
监国鲁元年，江上师溃，清军越过钱塘江大举南下，浙东各府相继沦陷，鲁监国被迫逃亡海上，荆国公方国安降清，宁国公王之仁殉国，张国维与朱大典这两位督师大学士一个自裁一个殉国，更有金华之屠，短短三天超过五万人被清军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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