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政治侵略的目的是经济侵略。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经济侵略渗透的两大支柱。目的就是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控制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和市场。新殖民主义还常常煽动其他国家的国内民族主义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有滥用贸易壁垒、经济制裁、反倾销等等手段以达到其经济目的。经济侵略的目的，资本家除了直接获取最大利润，发达国家统治者还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作用。
如果是豺狼来了，迎接他们的是猎枪，可是打扮着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这心是黑还是白，是否是伪君子还是骗子，还真难判断。”
这正是贺铮最担心的地方，刚刚打开国门的神州，就像是无知的孩子似的，会被糖衣炮弹给欺骗腐蚀的。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课本上写的明白着呢！”顾展砚摆手轻笑道。
贺铮想了想又道，“文化入侵，如伊朗，传统的******教义，与****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很明显，变天了。”
路西菲尔继续说道，“新殖民主义与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实际界限其实很模糊。当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文化安全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现的。”
顾展硕随声附和道，“旧殖民主义者强加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实行奴化教育。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优秀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以普法战争使法国阿尔萨斯沦陷，普鲁士军队强迫小学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乡村教师韩麦尔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贺铮体会颇深地说道，“抗日战争期间，伪满洲国则强迫学校改学日文。这种现象在旧殖民主义十分普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在上海各学校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在中国革命高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文化侵略也进一步升级。他们一方面利用在华出版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大肆进行反苏****宣传，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加以辩护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击中国革命，阻止中国人民参加革命。
文化侵略最隐蔽、最毒辣的是宣传崇洋媚外思想。“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贻臭万年的话，竟然出自头上一大堆桂冠“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之口。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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