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原本也没指望钱谦益能配合自己，提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意见，不过钱谦益接了这么一句话后，他倒是可以继续发挥下去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就算朝廷颁发了种种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但是一旦地方上的官员执行不力，或是干脆阴奉阳违，那么再好的政策也会荒腔走调。
所以内阁不能光光制定了一个政策颁发下去就完事了，还应当制定出一个检验核查地方官员执行的政策。
对于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同朝廷政策对着干的官员，一定要坚决、彻底的从我们的官员队伍中开除出去，觉不能让这样的官员在朝廷和百姓之间制造矛盾，打击朝廷的威信。
朕看，就以这些河南士子提出的问题开始，对全天下的地方官员进行一次整顿政风的运动。钱先生可以把朕的意见转告给内阁诸位先生，拿出个办法出来。”
不管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还是河南的士子，大部分人听了崇祯同钱阁老的对话之后，都莫名振奋，认为他们今天的行动还是赢得了一些成果的。
当然钱谦益等官员还有寥寥几名士子并不这么看，他们倒是听出了皇帝的言外之意，崇祯是想要借着这个由头，对地方官员进行一次清洗。
特别是钱谦益，他入阁近一年，已经知道了不少事情，比如皇帝和首辅一直力推的卫所改制、官制改革，在河北、山东及河南北部几个府的地区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其他各省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其中皇帝最为在意的义务教育制度，及金陵大学的筹建，进展的尤为艰难。崇祯所设想的义务教育，主要目的是让普通人掌握简单的读写算术能力，但是除了京畿附近的几个府县外，大多数地方官员依然把义务教育当成了旧式的私塾教育。
这两种教育的目标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前者的目标是奔着，培养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和具有朴素爱国思想的普通国民而去的；而后者还处于培养一个脱离劳动，为科举事业输送人才的这么一个目标。
也许钱谦益这样的东林党官员对此还心怀心慰，因为后者培养的文人越多，倾向于东林党人，支持变革朝中政局的士人力量就越大。毕竟这些士子是作为大明官吏的预备役存在的，他们想要进入仕途，除了学问过关之外，还需要朝廷中有合适的位置空出来。
现在的阉党余孽，几乎占据了朝中最有油水和前途的位置。只有把他们赶下去，这些好位子才会有可能落在他们这些后起之秀身上。
然而对于崇祯来说，旧式私塾教育培养出的文人，在没有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是无法进行使用的。
因为私塾教育学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官，或是拼命做官。这些私塾出身的文人，不管他们曾经出身于什么家庭，但是鄙视劳动和劳动者，却成了习以为常的惯例。
于是在京城便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宫内开办的各家工坊，急需各种有一定文化能力的职员，但是一直招募不到多少人手。
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贫寒士人宁可守着一个生员的名头在家混日子，也绝不愿意接受工坊的聘请，成为一名普通的工坊工人。
把乡村私塾改成皇帝提议建立的普通小学，最大的阻碍无疑来源于各地的学政和地方官，他们并不愿意让普通的大明百姓学习文化，仅仅是为了作工经商，从而玷污了读书人这个名头，混淆了四民的阶层划分。
虽然崇祯已经几次在内阁上提出，要整顿这些地方官员对朝廷政策的敷衍，严重的话干脆开革职务，提拔对朝廷命令完成不错的官员。
只不过皇帝的这个提议一直被内阁及六部官员们反对，所以迟迟不能通过。官员们其实想的很简单，就现在来看，虽然地方和朝廷之间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还没有激化到挑起革职大战的程度。
不管现在就不一样了，这些河南士子的到来，他们对于许显纯、杨所修两人的控诉，倒是给了皇帝一个整顿官风的借口。
钱谦益虽然明白了这点，但是个性一向懦弱的他，并没有当面反对崇祯的提议，只是有些不安的答应了皇帝的主张。
朱由检随即又转头对着王承恩说道：“从今天这件事上，我们也要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这天下百姓有了怨气总是想要找个讲理的的地方，朕身为大明天子总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你替朕告诉御前秘书处，在五军都督府附近找一所官邸设立信访局，用来接待上京诉冤的百姓，当然也接受百姓诉冤的信件。对于一般问题，御前秘书处可以转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毕竟重要的问题，就摘录下来交给朕亲自批阅。”
王承恩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很快的答应了下来。朱由检这才转头看向河南士子的一方再次说道：“你们不计辛劳的跑到京城来诉冤，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的安稳，朕今天要先谢谢你们。”
听到崇祯的感谢，一干河南士子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对着皇帝行礼回拜。朱由检安抚他们再次坐下之后，便继续说道：“朕很希望能够同你们一个个进行交谈，听听你们在地方上看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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