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突然向群臣抛出了什么是朝廷的质问时，郭允厚还是有些吃惊的，因为这同他们此前和皇帝商议时的计划有所不同。
不过在皇帝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初设定好的道路上来，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户部这次之所以愿意挡在攻击黄立极舆论的前面，自然是想要把两淮盐引案的最大好处抓在手里。
对于能够不花什么代价就占据了未来两淮盐业四分之一的股权，还能从盐引案涉案人员身上获得一大笔罚款，户部上下官吏还是很有兴趣的。
虽然户部拥有对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但是盐运司的主官盐运使的品阶是从三品，仅次于户部尚书，同户部侍郎同级。因此户部对于各地盐运司的管理权力，还不及都察院派出的巡盐御史权力大。
因此盐税虽然是户部最大的一项现金收入，但是户部官员在盐业上获得的好处，其实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户部轻易的把长芦和河东两处盐场卖给了四海商行，而没有多加反对。
盐运司官员们富的流油，但是他们给予户部的节贡也不会坏了行情，也许对几个户部分管官员和户部尚书那里会有另外的馈赠，但是对于整个户部来说，盐运司的存在并没有超过其他地方衙门。
如果有机会让户部直接管理地方盐政，户部上下的官员自然不会去理会地方盐运司官员有什么想法，毕竟别人家的儿子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儿子。
更何况，自崇祯登基以来推行的新政，使得户部官员的升迁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以往为了防止官员在某个部门做大，对于六部官员的任职采用的是流动升迁的模式。
比如工部郎中要想升任侍郎，就必须换一个部门。连续担任了两届京官，就要外放一任地方官员。这种官员任职的方式虽然消除了各部门的山头主义，但是同样让中央各部门呈现出了组织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后果。
以座师门生关系联结起来的个人小团体，完全凌驾于各部门的部门利益之上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打击一个没有组织的个人小团体，总比去面对一个依托于上下级关系严密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要强。
前者因依附于皇权而存在，而后者则利用了部门的权力对抗了皇权。套用一句太祖的言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崇祯自认不是太祖这样的政治大师，也没有如洪武帝一般的精力和才能，要把一切政治事务都纳入自己手中。
因此他在一团散沙的中央六部和以部门利益为重的山头主义中，他默认了后者的存在。而户部、工部和刑部，因为这三个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术知识要求，使得新政推行之后，便呈现出了某种封闭性的倾向。
户部官员对于算学和金融知识的要求，工部官员对于理工科类知识的要求，刑部官员对于法学知识的要求。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显然不是半路出家的官员能够掌握的。因此从外部调入这三个部门的官员，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
既然进入户部之后，个人的仕途升迁同户部工作的好坏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就自觉的成为了户部官员们的共同准则。户部权力的扩张，就是他们个人权力的扩张。户部利益的受损，就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受损。
因此当两淮盐引案爆发之后，郭允厚稍稍向下属们吹了吹风，户部官员们就上下一心的站在了支持首辅的立场上，他们就是指望着从这起大案中让户部获最大的好处。
当崇祯抛出了君、民、社稷三位一体的论点之后，此前还在纠缠于韩一良要不要受罚，首辅黄立极对于两淮盐引案究竟要负什么责任的官员们，就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一样，双方在会议开始后积攒起来的决一死战的气势，顿时被悄然瓦解了。
自孟子提出民本思想之后，便被后世儒家学者们尊称为亚圣，认为他发扬及宏大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但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一直不为历代帝王所喜，因此他所著作的《孟子》一书，是在南宋时，被朱熹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后，才被正式奉为儒家治学的重要经书。
到了大明朝，控制欲过强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所说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言论大为不满，一度想要撤销孟子的亚圣封号，并下达了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文庙的命令。
虽然在群臣的劝说之下，朱元璋在一年之后收回了自己的命令，但是他对于孟子的言论依旧耿耿于怀，于是令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帝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
朱元璋随后便下了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正因为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态度，所以虽然《孟子》是科举用书之一，但是天下读书人对于《孟子》一书的内容并不敢多加讨论，完全是按照朝廷颁发的标准注释死记硬背而已。他们唯恐因此触怒了皇帝，而坏了自己的功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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