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都察院后花园内的一座花厅内，崔呈秀、杨鹤、夏允彝三人正坐在一起烹茶叙话，花厅四周的窗户和顶棚的天窗，已经效仿京城流行的样式换上了玻璃，初冬的西安虽然寒风冷冽，但是白日的阳光还是能给人带来少许温暖的。
花厅换上了玻璃之后，白日里不仅明亮温暖，还挡住了屋外的寒风，于是就成了崔呈秀日常办公的所在。今日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自然不是因为私交笃厚，而是为了公事。毕竟以崔呈秀的名声，杨鹤、夏允彝两人可没想过和他拉什么交情。
按照官场上的规矩，有什么公事的话，崔呈秀和杨鹤只要在公堂相见也就是了，至于夏允彝，哪有资格和他们谈论公事。
只是如今陕西的事情错综复杂，夏允彝虽然没有官身，却带着皇帝给予的便利，在陕西四处巡访。崔呈秀和杨鹤自然不能无视这位青年学会领袖的意见了，更何况他们两人之间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同样需要一个有分量的第三方人士来牵制一下对方。
崔呈秀是认为，既然皇帝如此宠幸这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并将他捧到了年轻一代的士林领袖的位置，想来对方总是要站在他这位代表皇帝办事的钦差大臣一边。而杨鹤则是从儿子杨嗣昌那里听说过夏允彝此人，知道这个人为人正直，觉得他应当会站到自己这边来。
杨嗣昌和崔呈秀年岁相仿，进入仕途却比崔呈秀早了一科，不过在仕途上不及崔呈秀顺利。因为畏惧朝中的党争扩大化，在天启五年时辞官和父亲一起回乡去了。直到去年，才重新被朝廷起复，任户部郎中。
杨嗣昌虽然向父亲谈论过夏允彝的性格，但其实他同夏允彝并没有什么往来，毕竟他们一个是官员，一个只是大学的学生。因此他对于夏允彝的性格描述还是少了些，夏允彝的为人是正直，但除了这个之外，他还非常的执拗，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事，就会一往无前的冲上去。
于是，崔呈秀和杨鹤都没有得到他们理想中的帮手，反而又多出了一个对手。应该来说，现在的夏允彝性格已经比过去好的太多了，在崇祯不断的命令下，夏允彝亲自去接触了河南、陕西、山西底层农民的生活，也去了解过唐山铁厂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
这些同底层百姓接触的经历，改变了他对于书本上经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也让他认识到，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泾渭分明。被士人看做君子的人，在百姓眼中也许是个小人；被百姓认为是君子的人，在士人眼中也许就是个小人。
今日大明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大家看的不是此人的言行，而是自己的屁股坐在了什么地方。维护了自己利益的人，就是君子；损害了自己的理由的人，一定就是小人。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夏允彝才能和从前他眼中的阉党首领崔呈秀坐下来谈事，并尽可能的希望和崔呈秀、杨鹤达成一个对陕西百姓有利的共识。而不是掀了桌子，将对方骂上一通小人，然后什么事都解决不了。
有崔呈秀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杨鹤这样的圆滑处事者，再加上夏允彝这样的积极推动者，不管是藩王谋逆案的处理，还是澄城事件的善后，都在迅速的推进着。
而陕西民变军对地方士绅的清理，藩王谋逆案对陕西两大王府的毁灭性打击，使得王府和这些士绅名下的大量土地被没收。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些土地主人的消失，使得陕西的阶级矛盾开始缓和了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土地应当如何分配给陕西的百姓，两大王府名下的土地加上和王府沾亲带故的士绅的土地，这可是数万顷的良田。如果分配得当，就能让数万户陕西民众安定下来，那么陕西未来几年也就不太可能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民变了。
不过在这个土地分配问题上，三人陷入了争执之中，谁也未能说服说。在崔呈秀看来，这些土地的确应当分配下去，但是不能无偿的进行分配，毕竟从王府和士绅那里没收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良田，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土地。
在是否有偿分配土地上，杨鹤是支持崔呈秀的看法的。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如果进行无偿分配土地，很容易会被当地的胥吏、劣绅和混混上下其手。不是把好地换成差地；就是冒名分地，然后占为己有；又或者是分得田地的乡间无赖，直接将土地转卖给他人。
为了不让那些劣绅、胥吏和混混从朝廷身上占便宜，杨鹤认为把土地分成小份，然后加以出售，才是最为合适的。
不过崔呈秀、杨鹤虽然都支持有偿出售田地，但崔呈秀认为这些田地应当出售给支持朝廷的士绅、豪商，且出售的田地份额最好限制不要太大；而杨鹤认为，土地的出售对象不应该进行限制，出售的田地应当尽量分成小份，满足一户人家耕作的需求。
夏允彝则反对两人的主张，认为土地应当进行无偿分配，并分割成适应于一家一户耕作要求的土地大小。他认为，朝廷之所以要没收这些人手上的土地，就是为了让陕西的流民能够安定下来，这些流民手上哪有什么购地的钱财，按照有偿出售的方式分配土地，只会让这些土地落到地方上的士绅豪强手中，地方上的流民和平民依旧什么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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