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建康，私第，黄姈正在看消息汇总，李笠出征在外，她在建康家中留守，时刻关注城中动静。
赵孟娘已经返回鄱阳，暂时管着家中产业，黄姈没有回去，执意留下来，要助李笠一臂之力。
现在看着各种消息，她眉头紧锁。
自侯景北遁，建康开始重建，但多有豪商囤积居奇，以至物价上涨，许多百姓生活愈发困苦。
而且官府开始清查附逆者，于是，贪官污吏趁机大肆盘剥百姓。
把附逆罪名一套，当事人想要免罪，那就得花钱贿赂吏员，本来在战乱中倒了大霉的百姓，现在又要被官府盘剥，生活艰辛。
又因为侯景撤退前，大肆发放钱财收买人心，于是官府下令所有人不得私藏“贼赃”，一经发现，全家坐牢。
于是乎，又有泼皮无赖以此为由敲诈勒索，被敲诈的人家若不花钱消灾，就会被这些无赖告到官府，说私藏贼赃。
这些无赖之所以如此猖狂，无非是后面有靠山，百姓敢怒不敢言。
不仅如此，许多人在兵乱中家徒四壁，身无分文，朝廷赈济不利，还要征发劳役，结果青壮服劳役，未有一文收入，以至于家中老幼食不果腹，只能举债度日。
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很多人以高利息放贷，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家，明知借了就还不起，却只能饮鸩止渴。
也有人到质库典卖财物，甚至包括子女。
还有，建康经此大劫，府库损失极大，为了重建建康，为了犒赏勤王将士，官府只能加派赋税，征收更多的物资。
一切的一切，都在让寻常百姓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李笠安排在城中的耳目，打听到的各种消息汇总起来，黄姈看过之后，只觉得民意在渐渐沸腾。
然而，侯景依旧实力尚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卷土重来，李笠对黄姈说过，侯景撤离建康时，必然留下无数“种子”，一旦时机合适，就会发芽。
届时，外有叛军再临，内有民变四起，建康又要迎来一番劫难。
所以，李笠不想让黄姈留在建康，但黄姈却依旧执意留下来，因为她要为李笠分忧，不想让李笠一人承担太多。
她认为夫妇就该有难同当，而不是李笠在外玩命，自己不闻不问，在鄱阳安安稳稳过小日子。
代价就是，身处渐渐沸腾的建康城中，稍有不慎，就成了让李笠牵挂的负担。
不过，黄姈认为时局应该不会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朝廷已经收复寿阳、钟离，这还多亏了李笠的“快速攻城法”，如今只要守住京口，提防侯景再次渡江，那么朝廷就能稳稳的关门打狗。
都做到这一步了，想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
黄姈将写着消息汇总的纸卷小心收好，倚靠着凭几，想着李笠的前途。
李笠冒着巨大危险，解了台城之围，但是所得犒赏却很微薄，黄姈明白这是皇太子的“用人之道”，所以很为李笠不值。
因为她认为，即便皇太子已是天子，李笠能被天子任用，虽然是好事，然而，李笠能得天子多少重用，还不得而知。
朝廷不待见武人，更不会待见一个擅长“工”的寒人出身小官，李笠如今虽说是材官将军，却是只负责攻城的将军，更是“低将军一等”。
如同一件趁手的工具，需要的时候拿来用，用完了，放到箱子里，不见天日。
黄姈嫁给李笠后，开始关心起时事，又听张铤说起官场上的一些事情，知道了许多内幕消息。
譬如，开国勋臣之中，后代从文的，如今还算过得可以，至于那些没有从文、依旧从武的，子孙渐渐被排挤出中枢，默默无闻。
甚至，当梁国建立后，这些勋臣也开始淡化自己武人的身份，不愿提及自己的武勋，开始由武入文，言谈举止变得越来越文雅。
当然，若宗族人丁兴旺，那么族人们可以“分工”，来个文武兼备，一些族人即如同高门士族那样文雅，另一些族人也能维持家族原有的勇武善战。
最明显的就是河东柳氏。
河东柳氏寓居荆襄，当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时，河东柳氏子弟出力颇多，所以梁国建立后，河东柳氏便跻身上流士族。
一部分柳氏子弟入文，另一部分柳氏子弟依旧从武，整个家族亦文亦武，所以在朝中地位颇高。
同样寓居荆襄的京兆韦氏，开国时，韦睿（叡）是名将，到了子辈、孙辈，也大多为武将，孙子韦粲受潜邸天子信任，却在青塘一役和数百族人阵亡。
相对而言，京兆韦氏的地位比不上河东柳氏。
而豪族出身的开国勋臣王茂、曹景宗，因为家族无法适应由武入文，子孙已经“泯然众人”，与河东柳氏、京兆韦氏无法相比。
又有寓居淮南的河东裴氏、谯郡夏侯氏，同为国朝勋臣，却长期镇守合肥以及寿阳，远离朝廷中枢，说得难听点，不过是守户之犬。
由此可见，国朝重文轻武，如今侯景叛乱、烽烟四起，才有了武将表现的机会，然而“飞鸟尽、良弓藏”，等天下太平，这些武将就可以靠边站了。
黄姈觉得李笠无论再努力，即便日后接连立下大功，恐怕最多得个“功狗”的待遇。
功人、功狗，是汉高祖刘邦评价开国功臣的用语，想着想着，黄姈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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