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未开，称帝即将满一年的李笠，一如既往忙碌。
他一大早便坐在洒满阳光的听涛阁内，忙着对手中名单进行审核，然后打勾。
名单上的名字只要被他勾中，就意味着名字所代表的人，要被执行死刑。
此即为勾决，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要反复三次：即行刑前，有司要连续三次奏请皇帝，请皇帝最终定下死刑名单，有司才能行刑。
如此制度，是出于对死刑的慎重考虑，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连续三次复奏，就是为了考虑更加周详。
但李笠手中不只是几张薄薄的名单，案上放着厚厚一堆资料，都是相关案件的卷宗手抄副本。
各副本上面，都有对应案件的详细说明，包括各种人证、物证的描述。
死刑名单上报，到他这里之前，已经过提刑司、刑部“多级复核”，案件的各种细节，都经过许多次推敲，可说翻案的几率很低。
为防止有人偷偷在名单上加名字，死刑名单为特殊油墨、纸张印制，而不是手写，并经过多级审核、用印，极难作假。
所以，名单上的人，基本上都难逃一死，但李笠还是认真审阅，这即是对手中权力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人性负责。
打一个勾，就能定人生死，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足以让任何人迷醉。
久而久之，掌权者就容易麻木，觉得那一个个名字，不过是一个个文字，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李笠觉得，一旦上位者视人命如草芥，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其所做所为，就容易走偏。
譬如，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其所作所为：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到底是对是错？
就后世角度来说，开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并没错，错的是不把百姓当人看。
这些大事，杨广非得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多少百姓因为皇帝的好大喜功而家破人亡？
皇帝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不给寻常百姓活路，那么百姓揭竿而起，导致天下大乱、隋朝灭亡，就是杨广咎由自取。
这个典型的反例，让李笠时刻提醒自己，即便大权在握，也得保持基本的人性，治理国家不是战场厮杀，人命，不能视若草芥。
他仔细看完一份名单，将最后一个名字打上勾，轻轻把名单放好，再在每个已经打勾的名字上，用自己的印章“盖章”。
这枚特制印章，制作成戒指模样，戴在他的右手食指上，等同于私章，轻易不离身。
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防止有人绕过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死刑名单打勾。
一旦死刑名单变成诏令，到门下省“复核”时，门下省官员发现名字只有勾，没有他的章，就得再把名单送回来，让他亲自确认。
如此麻烦，全都是为了慎重。
一番忙碌之后，勾决完毕，李笠看着名单上的红色小勾，陷入沉思。
这其中的许多人，是钓鱼执法的“成果”，祖珽这几个月来，在三吴地区疯狂“钓鱼”，把许多暗中阻挠检籍、检地的地头蛇，都给钓上来了。
所以，三吴地区虽然暗里涌动，但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大鱼”相继“上钩”，风浪大不起来。
而所谓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诱导犯罪，官府暗中收买、拉拢一些江湖好汉，使其接触那些可能会搞事的地头蛇，然后谋划各类大案。
待得人证物证俱全、即将起事之际，官府突然发难，来个“人赃俱获”。
这种“钓鱼执法”，目的就是针对特定人物，做出一宗大案，然后做成铁案，主谋及其主要党羽，全都要被处以死刑。
所以三吴地区上报的死刑名单当中，大半都是被钓上来的“大鱼”。
每一个“大鱼”，其后都代表着一个家族；每一个“大鱼”的死，都代表着这个家族随之式微。
而每一个地头蛇家族的式微，就意味着检籍、检地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降低，并造成其他地头蛇风声鹤唳。
他们不敢再将自己的不满付诸实施，不敢相信找上门来商讨起事的“友人”，到底是真的义愤填膺，还是官府的鹰犬。
当这些地头蛇们相互怀疑、心中惴惴之际，对检籍、检地的不满，自然就只能压在心里，不敢付诸实施。
如此一来，当检籍、检地完成，三吴地区的局面就打开了：
今年秋天，三吴各地大户，无论官民，都要按照实际田亩数，足额上缴租赋。
大户们名下已经被清查、成为官府编户民的劳动力，都要给官府服劳役，庄园主的经济收入，以及可支配劳动力必然明显变少。
可想而知，大户们的怒火不会少，但面对官府恶意满满的“钓鱼执法”，以及一个个被抓、名字被皇帝勾决的头面人物，再狂不起来。
这些人，现在（年初）退了一步，就只能步步退。
因为李笠不会给对方机会“回头”，敢造反，军队伺候；敢暗中搞事，就会被钓鱼执法；
若在家中扎他的草人用针扎，日夜诅咒，无所谓，反正李笠不信这一套。
时钟上的指针，走到了十点五十分，皇太子李昉已在阁外等候。
李笠让儿子进来，父子俩开始探讨一个“商业问题”：
如果把三吴地区当做一个大市场，客源，为土地和劳动力。
那么，“李家商号”要如何垄断这个市场，抢走绝大部分“客源”，把绝大部分竞争者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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