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节奏加快，快餐业便兴旺发达。
这是早已注定的发展趋势，无人可以改变的未来方向。
所以多亏汪大东，津门才一下子成了全国首开先河之地。
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们增添了一种新奇，一种时尚，一种象征。
与之相比，远距津门二百公里外的京城，未能夺得这个先筹，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共和国的首都，作为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
京城在外交范畴的地位，与外面大千世界的连接沟通作用，却也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取代，或与之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最近这一时期，几乎国家高层和外交部门要应对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
比方说，促进两岸缓和关系，恢复交流的问题……
又比方说，要求美方尊重我方主权，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
再比方说，督促东洋岛国尊重历史事实，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恢复历史真面目的问题……
甚至还有我们与英方达成初步共识，准备双方开展谈判，讨论港城归属问题……
这一切的一切，都把京城推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让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国际社会万众瞩目的焦点。
为此，许多长期住在外交公寓的外国记者，甚至心有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
他们索性把这一年称之为共和国的“外交年”。
当然，从宁卫民和张士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升斗小民，他们个人生活与这些国家大事牵扯并不大。
这些新闻焦点顶多能为他们的闲暇时光提供一种聊天的话题而已。
尤其是宁卫民。
哪怕出于爱国心理和民族自豪感，他也没有张士慧谈起这些事儿反应那么激动。
毕竟他早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些问题的结果和解决方式对他再无半点悬念。
他当然就很踏实，不是那么在乎。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出于某种巧合。
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和共和国的处境极为类似。
是的，他们的事业进展相当顺利，确实都成功挣到了大钱。
就像共和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一样，越来越闪耀。
但另一方面，因为自身条件的改变。
他们也免不了像共和国那样，需要适应新的局面，应付来自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麻烦事。
而且许多问题是很难一蹴而就获得妥善解决的，相当琐碎，牵扯精力。
想要不出乱子，既需要智慧，也需要耐性和细心。
所以如果总结一下他们的当下的体会，就是“分身乏术，应接不暇”八个字。
在他们风光得意的背后，还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迷惑与疲惫。
先拿张士慧来说吧，他和宁卫民的烟酒店打开张的第一天起。
就凭借着物美价廉、服务亲切，树立起了一个“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良好形象。
以至于没多久，黄化门大街附近的居民全都知道这家小店了。
渐渐的，街坊邻居们买烟酒几乎全奔这儿来，给予了他们比国营副食店更多的信任和眷顾。
但无论是成批量的进货、批发，还是高档烟酒回购、销售，都得靠张士慧亲力亲为。
那他每天都得在外头跑，又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待店里，应付这些零散的顾客啊？
没别的辙，就只能花钱雇人，把店铺托付给旁人照应。
可偏偏作为个体工商户而言，“雇工难”却是个实实在在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这里得声明一点，绝对不是舍不得给钱啊。
哪怕每个月一百块的工资呢，张士慧都舍得掏，而且他还想至少雇俩人呢。
但话说回来了，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而是社会观念的苦恼。
还别看社会上没着没落的待业青年那么多。
可一般人即便在家闲着，或者是去掏大粪、扫大街，都不愿意跟着他们干。
即使有些人觉得活儿轻省挣钱还多，自己动心想来，可他们家里的爹妈还不干呢。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铁饭碗的向往和敬仰，也因为这年头干个体的人大多身上有“褶”，多数“进去”过，几乎可以和劳改犯划等号。
社会上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成员，都是因为受过处罚才找不到固定工作的。
那若不是走投无路，犯过错误的人，绝不会这么朝不保夕的混饭吃。
谁要与他们为伍，肯定极其的没前途，绝对混不出个好来。
然而反过来，烟酒店这边选人的条件也不低呢。
毕竟前面得维持的场面，后院还得充当库房，把大批量的烟酒存放在这儿呢。
招来的人是否值得信赖，办事是否周到至关重要。
肯定不能随便凑合事，招个人就用啊。
所以脾气不好的不要，不三不四的不要，好逸恶劳的不要，偷奸耍滑的不要。
甚至就连不会说话，过于实在的都不能要。
因为别忘了，“张大勺”时不常的还得回来。
就那老爷子的葛脾气，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松应付的。
还有呢，备不住工商、税务、派出所、街道办，也会因公事来店里。
传达通知、下发要求什么的。
那必须得有点灵活性才能应付这些外场上的事儿啊。
所以说啊，两边的条件和要求都对不上趟，这事儿自然就让人发愁。
那么暂时就得靠刘炜敬和罗广亮轮流帮忙兼顾这么撑着，这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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