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知道应节严提到的这个问题很现实，蒙古人自铁木真立国便四处扩张，劫掠财富，并以此为根本不断壮大。而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也秉承了祖传的基因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作为中国的新皇帝，他要求远东的其他诸国对他表示效忠，按传统的中国政策，这些国家被看成它的天然的卫星国。梦想能成为统一天下的大汗。
因此先后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甚至打到爪哇，可谓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过这些国家穷不说，还又刁又赖，今天听话了，明天弄不好就改口了。要不就是坚决不屈服，跟他们对着干，惹得忽必烈不得不一次次的发起远征，与这些国家纠缠不清。
高丽早在蒙古人追击契丹叛乱的部族时就已将其征服，他们也不将棒子们当人看，每次出征都令其出兵、造船和备粮，弄得他们苦不堪言，时不时的就折腾一气；另外忽必烈要求日本人向他效忠，可偏偏日本人对此不感冒，他一气之下在前两年发动了一场入侵战争，结果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回。
此外，忽必烈的对安南、占城和缅甸的战争也并不顺利。蒙古人在灭大理之后，顺手要招安安南，但是他们国力较强，扣留了蒙古使者，于是不得不以武力解决，可安南坚壁清野打游击战，使蒙古军一无所获而归。此后安南与元朝仅保持朝贡关系，以赵昺所知他们又在闹脾气，不想给忽必烈送礼了。
至于占城这边，忽必烈遣使正谈着呢，双方还未达成统一意见。缅国这边也不大顺利，元朝遣使招抚缅国，结果使者被杀，去年缅王派兵攻打金齿部，虽被元军击退，可战事还未完全结束。而爪哇这边也尿他，忽必烈现在正调集军队，筹备粮草，准备干架呢……
“鞑子多为北人，而欲征讨的诸国的不是要跨海远征，便是深入酷热阴湿之地，其骑射之长难以发挥。且这些地方物产不丰，国贫民穷，民却彪悍好斗。使得蒙古人劳师远征耗费巨大，兵力折损甚重，且又难以建功，往往平而复叛。”对于应节严的这个问题，赵昺只能一一解释，若是不能将其说服，又怎么能指望其为自己奔走呢！
“嗯，陛下之意是鞑子频繁远征不仅劳军丧师，还使得财政入不敷出！”应节严点点头，算是同意了赵昺的说法，可转言又道，“高丽、占城等藩夷皆是弹丸之地，即便损失甚重，其却占地万里，旬日间便能将兵百万，只怕尚不能动摇其根基。
“先生所言不虚，但是要知鞑子派出的兵将皆是百战的精锐之师，若是他们皆损伤殆尽，那些新征召的兵丁便是乌合之众，人数再多也不可相提并论的。且鞑子内乱不止，不得不将在西北屯集重兵防范诸王反叛。”赵昺言道，他知道忽必烈就在这两年不仅要发动对占城的战争，还要再次征讨日本，而这两仗就让元军丧师二十万之众，还死了唆都等几员大将。但是这些也许会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发生改变，因此话也是点到即止。
“哦，西北阿里不哥不是早已平定了吗？”应节严也曾领兵，深知一支百战之军与一支刚刚征召的军队的区别，大宋朝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太深了。而鞑子内乱他也知晓，小皇帝就是借着阿里不哥作乱之事从行朝脱身的，不过他以为忽必烈已经上位二十余年，依然无法完全平定内乱还是让他难以相信。
“先生，确实如此，不过鞑子内乱难消却非某个人之事，而是在他们立国之初便已种下……”赵昺笑笑言道。他明白在这信息传递工具极为落后和缓慢的时代，如应节严这等人对外界的了解也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对一直被视为藩夷的蒙古人了解本就不多，而语言、文字的不通，更让他们对蒙古人的了解还不如自己这个生于八百年后的人。
于是赵昺这个二吊子只能硬着头皮当老师了。以他所知，蒙古汗位传承，是成吉思汗的一大失误，他一方面指定三子，令四子在他面前宣誓效忠，一方面又命令必须采取公推制。这自相矛盾的做法，为后世带来隐患。直到元朝灭亡，他的子孙们也没有能解决皇权顺利交接的问题。以致每一次帝位传承，几乎都伴随着内讧、战争、杀戮，使蒙古自身被很快削弱。
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四大汉国已处于各自独立状态，不但政令无法畅通，而且互相争战。而忽必烈又推行一种二元政策，该政策的方位是取决于人们把忽必烈看成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呢，还是把他看成中国中原王朝的继承者、天子呢？
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统治的继承人，在他的眼中，旭烈兀、阿八哈和阿鲁浑等人只是一些从属的汗，即高级总督伊儿汗，他们要得到他的任命，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因而他坚持要求成吉思汗分封的诸王子孙也要服从自己。
不过实际上蒙古帝国的每一块大封地都已经成为一个自治汗国，而为强制使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臣服，忽必烈唯一的选择只有战争。于他来说，对那些“殖民地”的远征要逊于平定各汗国的战争，特别是对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斗争，海都统治着叶密立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山地的父系领地。其仍忠实于老传统，过着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已经半中国化的忽必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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