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留梦炎的怀疑，陈宜中也是有苦难言，他自己逃亡多年回国后以为只要自己善加运作，推翻小皇帝并非难事。可在运作中却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当初自己认知的宋朝。在他的印象中，南渡后的宋廷只是一个偏居江南、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甚至屈膝求和的朝代。
自高宗起仅有的几次北伐，也多是权臣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准备不足，将帅乏人，最终招致溃败，更加畏金如虎。权臣、外戚韩侂胄主持北伐，失败，金人索要他的头颅，宋人居然真的把他暗杀，献头颅于金国。如此龌龊下作之事也能做得出来，可见朝廷之软弱腐朽。好在当时金国也是江河日下，内乱不止，北方又有蒙古铁骑压迫，否则南宋完全可能再遭遇一次“靖康之耻”。
而随着时间流逝，家国之仇逐渐淡漠，收复失地的愿望日趋弱化，南迁临安的宋朝君臣，已经错把杭州当汴州。实际上也是如此，坚持北伐的人逐渐遭到歧视的和唾弃，甚至被逐出朝廷。朝野中已经形成这样的心态：为什么要北伐？为什么要打仗？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整天想着要打回老家去，又要拉上我们干嘛？苟安的思想下终难抵御蒙古人，最终连江南也丢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沿袭下，陈宜中以为在经历过蒙古人蹂躏的江南‘反战苟安’的想法应该更加强烈，只要自己振臂一呼，朝野之中有识之士必会蜂起从之。而杨太后也会重新启用他，接受自己的建议，将好战的小皇帝拉下马，但是在一番奔走呼号之后，他很快发现形势已变。
首先是从者如云的事情没有出现，在朝廷严厉镇压叛臣和汉奸的政策下，陈宜中发现不仅昔日的同僚对他敬而远之，还劝其隐居乡野不要再参与朝政；有的则是对其避而不见，与其划清界限，视若路人以免因祸上身；更有的人则干脆痛斥之当初背君之行，吓得他不敢多言就匆匆告辞，担心自己被他们扭送官府。
其次在官场之上难以找到志同道合者，陈宜中也试图借助民间的力量，可事情依然不乐观，不过还是有所收获。在他的麾下终于聚起了些人，但多是些破产的逃亡者，担心被追究的叛国者和曾担任伪职的旧官和士人。说实话，他对与这些为伍都深感不齿，其投靠自己不过是想寻求庇护，逃脱官府追责。另或是欲借他找到一条飞黄腾达之路，根本就是些投机者，好人皆不屑与他们为伍。
最后在搭上姚良臣和魏天中这些现任的朝廷高官之后，陈宜中同样觉得这些人也不过是因为对私人原因对小皇帝不满，才选择与他合作。但是他们也是‘胆小怕死’，不敢明着挑战小皇帝的权威，并难以影响朝廷和民心的走向，只能充当参谋和耳目，另一个作用只是壮大些声势。
陈宜中也很快醒悟，仅凭他们这些‘正义’之士是难以达成所愿的，而是要外援才能达到。可当今天下能与之对抗的也只有大宋的敌人了，于是又想到了与自己恢复联系的留梦炎。可今日面会，一番谈话后他也发现留梦炎太过奸猾，缺乏合作的诚意，且开出的条件太高，别说小皇帝，就是自己也难以接受，因为他也不想遗臭万年……
“当下我们在多方造势，欲先向太后上万民书，乞请太后遵从民意立益阳郡王为嗣君，然后从中选贤者为帝！”陈宜中考虑了片刻回答道，“此外正在朝野倡导与元重启和议，效仿真宗皇帝以保江南安定，免遭兵火之祸。一旦小皇帝拒绝和议，我们便可再次上书罢黜小皇帝。”
“与权所说有理，但又如何罢去文履善的相位呢？”留梦炎暗自好笑，当年自己出使琼州，小皇帝才几岁就已经监国，杨太后诸事不问。十余年的经营朝廷上下早已如铁桶一般，即使杨太后有意换掉小皇帝只怕也难以达成，而民意这东西只不过是块遮羞布，谁都可以拿过来用一下，屁用没有。所谓看破不说破，还是整倒文天祥比较靠谱些，他们闹些乱子对自己也有利无害，他便转而问道。
“文履善御下不严，放任秦林锋等贪赃枉法乃是其一；指挥作战不利，损兵折将不能为陛下分忧，导致皇帝亲征以致患病，乃是其二；生性残暴，任用酷吏，残害无辜，以致民间怨声载道，此事其三……”魏天中一一摘指，竟然有十数条之多，然后抹抹嘴角的唾沫星子道，“如今我们已经联络到了十数名同僚，并乡里士绅百余人，准备上奏弹劾于他，不怕将其罢相。然后举荐陈相出山，担任平章军国事主持朝政，那时何事不成！”
“据吾所知，文履善虽然生性倔强，却为人刚正，做事勤勉，即便忽必烈也对其甚为钦佩，若非其在崖山脱逃，必受重用，只怕成就还在吾之上。”留梦炎听罢皱皱眉道，“其入朝后与小皇帝君臣相宜，深受信任，只怕这些东西不足以将其搬倒吧？”
留梦炎对文天祥还是有所了解的，其对大宋可以说是忠贞不二，且做事亦从不畏难，且做事公正廉洁，可谓是难得的国之干臣。而他们所要弹劾的那些事情又多是子虚乌有之事，若是小皇帝诚心要将他除掉自可借此顺势而为。但当下小皇帝将其作为左膀右臂，有些事情必然是受命而为，且肯定会对其力保，又如何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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