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看看铁穆耳，又看看暗自摇头的殿上众人，也是暗自思惆。他近一段时间虽然远离朝廷，但是对于朝中之事并非茫然不知。早在自己离开时，他便制定了筑城守江，与宋交好的策略，但是在玉昔帖木儿接替他之后，却将此全部推翻。不仅停止了筑城，还频繁纵兵制造摩擦，挑衅南朝，遭到宋军反击后依然不知收敛，依然如故。
玉昔帖木儿如此大胆，伯颜清楚其必是处于真金的授意。因为当初大汗明着让他以中书右丞的身份主持与宋和议，其实心中对丢失江南十分不甘，希望自己能够夺回江南。可几次交手后，伯颜就意识到想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应该从长计议。
为此伯颜曾与真金长谈，以为当下南朝小皇帝刚刚收复江南，兵锋正盛，野心勃勃的欲收复中原。而其刚刚继承汗位，但是根基并不稳固，应该先稳定内政，收服众王，镇压反叛，不是急于对南朝用兵，而是应该避其锋芒，与南朝修好。待汗位稳固，精兵练成，财政改善后再进江南。但是真金显然没有听进去，却将自己打发到了和林，当做块‘镇宅石’来用。
伯颜再看真金，此时桑哥和铁穆耳及月赤察儿正大谈和议的必要性，其虽绷着脸，但是难掩脸上的亢奋之色。他不由的暗自摇头，自己对于真金的聪明和干练是喜欢的，否则也不会在草原诸王的反对声中毫不犹豫的站在其的一边，力排争议，压服诸王，扶植其登上汗位。可是他也发现其与忽必烈相比还是不够成熟，在治国理念上父子两人更是有很大的差异。
忽必烈作为一个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在儒治上是谨慎的，对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信奉儒家治国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特别是在理财方面，父子俩的观点更是不能兼容。
所以伯颜明白真金继位后必然会重用汉臣，与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现分歧，那么被边缘化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一帮汉臣的支持下，其马上屏弃了自己制定的对宋由攻转守的战略，调玉昔帖木儿主持河南山东行省军政事务，为攻宋做准备。而为缓解财政困难，他利用桑哥追缴地方欠朝廷的税赋，减少甚至停发对草原诸王的赏赐，却又采用汉法消减税赋以收买民心。
对于真金的所为，伯颜还是理解的。一者其刚刚继位，而蒙古人又最重军功，真金必须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彰显自己的武功，从而获得蒙古诸王的拥戴；二者，真金是想通过减少赏赐来减少朝廷开支，缓解财政困难；三者通过减轻百姓税赋缓解蒙汉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恢复社会稳定，进而保证朝廷有稳定的财税收入。
这些政策在伯颜看来过于激进了，要知道蒙元立国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别是蒙古贵族们。其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蒙古人进行打压，必然伤害到统制基础，引发蒙古贵族们的不满。而减轻百姓税赋，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财源后，财赋收入进一步减少，只能逼着其催讨地方拖欠的税赋，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对。
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伯颜一直领兵，并主持了灭宋之战，对他而言是有发言权的。在他看来，在忽必烈当国时，蒙古兵和北方汉军战斗力的衰退就已经初现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璮之乱解除了北方汉人世侯的封地之后，汉军世侯们失去了利益，对元王朝大扩张随之失去动力，世侯军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下降。而蒙古兵则因为进入中原已久，骄奢淫逸而不断失去战斗力。
但是这一阶段，伯颜以为元军的战斗力的退化还不是很明显。加之蒙古此时国力远胜南宋，靠着国力碾压，还是成功灭宋。然而无论是征讨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惨败，还是面对西北海都、笃哇等诸王的肆虐表现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琼州残宋政权和日本失败后，水军几乎伤亡殆尽，有战斗经验的将领和精锐伤亡惨重，导致元军战斗力的退化速度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大部分辅臣，随着能征惯战的老一辈将领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凭借先人的功劳登上高位，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战，也没有作战经验，对他们而言，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亲冒矢石、带着百战之师千里迂回的壮举变为了他们的神话。
这种现象在军队中更甚，一些昔日的精锐部队中一些昔日的王牌部队充满了乳臭未干的膏粱子弟。而成长为一名军中高级的军官，从前首要就是能熟练使用弓箭和骑射，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训练，以锻炼出强大的体魄和高超的技巧。而这些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纨绔子弟，显然不想过这样艰苦的生活。
军官素质的下降同样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他们往往手无挽弓之力，也不能骑射，已经失去了先祖的看家本领，即便过去最为精锐的怯薛军也退化成大汗的高级侍者，使朝廷不得不依靠以汉人为主力的侍卫亲军宿卫汗帐和保卫京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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