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部的覆亡，在草原上引起了蒙古诸部的震动。在大明和后金之间，该如何选择，只要不是瞎子傻子，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也是朱由校要出兵助阵的主要原因，打掉依附后金的科尔沁，打消骑墙派的幻想，彻底孤立后金。
可以说，这次行动大获成功。唯一真正依附后金的科尔沁覆亡，骑墙的内喀尔喀五部联盟彻底倒向了大明。
至于歼灭五千建奴，活擒阿敏等后金高级军官。对于朱由校来说，则是意外之喜。
报捷的使者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京师，得胜之师也返回广宁，暂在团山堡进行休整。
除了消灭五千建奴骑兵，明军也付出了两千多人的伤亡。
如果不是阿敏自以为聪明地选择撤退，而被明军依托阵地和火枪进行阻击，明军的伤亡可能会更大。
蒙古联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特别是最为卖力的扎鲁特部，但他们得到的也更多。
缴获的战马、盔甲兵器是与明军达成的协议，还有相当于后世科尔沁右翼中旗、左翼中旗的广大牧场，以及牧场上的牧民。
正是因为扎鲁特部的努力表现，明军才将这片地区指定给扎鲁特部，作为广宁北部的缓冲预警。
科尔沁部的其它牧区，则由察哈尔部接管。但事实上，察哈尔部只留下了少量人马驻守格勒珠尔根城，大部分牧区和牧民则被内喀尔喀诸部吞并。
分赃之后的草原形势，明军似乎不愿多管，只有对扎鲁特部比较青睐，扶持之意明显。
对扎鲁特部，不仅增加了马市交易的配额，首领昂安的儿子努克还被允许前往京师，参加献俘。
可以说，明廷的这个姿态对扎鲁特部是一种实在的保护，对其他蒙古诸部也是一个变相的激励。
林丹巴图尔“安内”的野心越来越是明显，能与之抗衡的除了大明，就是后金。但看后金目前的实力和形势，连科尔沁部也保不住，谁还傻了去投靠？
而明军在攻打格勒珠尔根城，以及歼灭阿敏所部时所表现出来的战力，一方面震慑了察哈尔部人马，另一方面也让蒙古诸部更容易做出选择。
有明军罩着，后金不足惧，林丹巴图尔也不会轻易与明军为敌。蒙古诸部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么实际。
人都是实际的，这是不用置疑的结论。不能展现实力，谁会跟着你混？不能吃香喝辣，谁会给你卖命？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感悟，并付诸于实际，朱由校才能坐稳龙椅，“帝党”的实力也迅速膨胀。
没办法，谁让他是穿越者呢，谁让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真理掌握在他手中，大明只有按他的指引，才能重新振作强大呢？
拥护自己的，就是马屁精，也要提拔重用；质疑反对自己的，再有才华，品格再高尚，也是不能放心使用。
当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对朱由校来说，也是适用的原则。
比如杨涟，在河南巡抚任上干得不错。大倔种，什么宗藩、权贵、士绅，犯了国法，全都是铁面无私。
至于所上的奏疏，朱由校看得中意的明发，不愿听的留中，全当没看到，没听见。
左光斗也是一样的处置原则，在陕西好好搞你的水利，朝堂上的事情别掺和。陕西整得差不多了，还要任他为巡河钦使，视察监督各地水利设施建设呢！
还有东林党的中坚人物李邦华，接任毕自严的天津巡抚，倒也是兢兢业业，使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海港，为南粮北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并未以标签区分官员，动用厂卫、重用督察院所清洗的贪渎官员，也就不会引起太大的朝野舆论。
罪名确凿，就是处置得很重，比照太祖扒皮揎草、六十两即砍头，还是不够“残暴”的。
但朱由校的严刑惩贪在效果上却不比朱太祖差，什么原因呢？
其实也很简单，贪官一人犯罪，全家都跟着倒霉，流放到荒僻之地，九死一生，比立刻砍头也好不了多少。
连坐、株连，朱由校用的就是这种残酷、不人道的办法，但震慑力却非比寻常。
你不是贪吗，最后给你抄家，啥也不给你留，还让你父母兄弟、妻子儿子跟着遭殃。
一年多来，朱由校一直禀持着这样的严刑酷法。人没杀多少，贪渎之风却基本刹住。
所谓的刹住，当然是遭到处罚的贪官少了，但还要深挖，还要追究，还要坚持不懈。
别以为退仕归家了，就万事大吉。也别以为这只是一阵风，朕在位期间，严打态势都不会改变。
“微臣谢陛下隆恩。”孙承宗跪倒叩头，随即被皇上命宫人扶起。
“孙师平身，赐座。”朱由校笑呵呵的很高兴，刘兴祚反正基本上算是大获成功，正在赶来京师的路上，辽南根基稳固，形势大好啊！
而给官员们的福利待遇——防暑补贴，也落实到位。别人没资格当面谢恩，只有孙承宗在奏报军务之时，才有这个机会。
孙承宗也很振奋，辽东形势虽然一直在变好，但到现在，才算是扭转过来。建奴四面皆敌，除了龟缩，似乎并无良策。
只不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皇帝依然稳如老狗，非但没有催战逼战，反倒主动下旨令各军休整。
按照孙承宗对皇帝的了解，知道这又开始憋大招儿了。依着现在军工的生产速度，以及运输能力，至多半年，各部粮弹充足后，肯定又要搞什么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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