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这无疑是华夏一段遗憾史。
因安南胡氏政权骚扰明朝边境，太宗朱棣一怒之下派张辅率军出征安南，而后将安南改为交趾布政司进行直治。
只是大明朝廷错误地采用儒家的治理模式，由文官黄福以尚书衔兼任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在交趾任官足足十九年之久。
在职的十九年时间里，这位儒官极力推行儒学教化，约束军队不得扰民，努力赈济灾民，毅然是当地百姓的道德君子。
不过黄福的仁治并没能改变当地生产力低下的事实，当地百姓的生计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毕竟读圣贤书真的不能填饱肚子。
黎氏政权和陈氏政权的后人得到了喘息之机，在黄福等官员推行儒学之时，他们则是默默地蛊惑百姓积攒力量。
虽然到任的交趾镇守太监意识到这里的百姓不服统治，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叛军早已经成了气候。
事实证明，儒家的教化感动的只能是自己。面对没有獠牙的官府，在黎利的带领下，很多百姓纷纷加入了这场抢掠和造反的盛宴中。
面对战事不断失利的交趾，大明朝廷亦是采用了强硬措施，当即派成山侯王通前往镇压。
结果这又是一步错棋，王通是宁国公王真的儿子不假，但其实是一个怂包。在面对黎利的时候，竟然暗中派人许诺为黎利乞求封号。
最终，大明驻军连连失利，王通更是选择跟黎利结盟，而后擅自撤出安南。
至于被擒的黄福，亦被黎利释放，派兵送到了云南。
黄福在安南为官多年的好名声并不能助大明平叛，倒是将身上所携带的金银主动交公，说是叛军所赠。
事情到了朝堂，黄福毅然是晋升为工部尚书，王通虽然获罪但最后被文官集团成功营求，而罪责却是要由到任两年的镇守太监马骐以“激变一言”之罪下狱。
在当政者看来，只要不主动去惹事，黎利必定会乖乖做一个顺民。
由于彼时文官集团已经得势，而他们更向往共享太平之福，故而朝堂便出现为黎利乞求封号的声音。
贤臣杨士奇和杨荣在朝堂的声望极高，他们一起提议大明从安南撤军，册封黎利为安南王，承认安南国独立。
当时在位的已经不是太宗朱棣，若是太宗在位的话，估计能将这两位贤臣当场斩了。
明宣宗刚刚两年不到继位，在国家大事上选择倚重杨士奇和杨荣这种拥有贤名的重臣，故而决定给黎利封号。
至此，大明朝廷因用错了人，更是在一众贤臣为黎利乞求封号之下，致使这一片领土再度从华夏脱离出去。
朱祐樘每每想到此，心里亦是愤恨久久不能平息。
这亦是一种无奈的结果，文官集团一直所向往都是共享太平之福，在意的始终是他们能否封妻荫子，与此身后之名。
像黄福去世后，英宗一直没有给予赠谥，群臣便纷纷议论不平。直到宪宗即位，不明所以的宪宗给予黄福追赠太保，谥号“忠宣”。
事实证明，文官集团向往的其实是一个虚伪的和平，本质还是一种向恶势力妥协的鸵鸟思想。
大明王朝虽然妥协地给黎利封号，但亦点燃了中南半岛的战火。
黎朝一直以“击败”大明王朝为荣，加上他们国内的资源确实有限，故而走上了一条采用武力对外扩张的道路。
黎朝保持10万的常备军，不仅侵略南边的占城、老挝、柬埔寨和马六甲等小国家或地区，同时向他们索要巨额的贡品。
虽然黎朝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但其实是武将当道，而一直奉行的是掠夺的执政思想，一些做法更是耸人听闻。
像侵入占城京都后，黎朝军屠杀了六万居民，同时将剩下的乡村居民全部赶走，而后将自己的国民进行移民。
正是通过这种残忍的作战方式，黎朝的地盘从中南半岛的东海岸线一直向马六甲延升，亦是黎广度一度敢于不将大明放在眼里的原因。
现在的安南国王黎圣宗是黎利的孙子，确实称得上是一位中兴之主。
只是早些年还能“御驾亲征”，但现在过惯纸醉金迷的生活，野心亦变小了，故而对南边的扩张已经逐渐停了下来。
跟南边的土地相比，自然还是大明的土地更加肥沃。毕竟华夏的水利做得更加的完善，且处于内陆的土地受台风的影响很小，无疑显得更诱人。
近些年以来，黎朝对大明边境的领土可以说是虎视眈眈，更是不断派遣使者跟广西的土司取得联系。
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关系，不少广西土司的分支在安南，致使两者有着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
黎圣宗倒没有老糊涂，即便他在南边的作战是无往不利，但仅凭着自己麾下的十万大军想要挑战大明王朝还是很难。
尽管黎朝没有主动进犯，但挑衅的小动作是层出不穷。像黎朝军户强霸广西龙州、上冻岗等地民田，而云南边境的诉讼同样层出不穷。
只是面对安南这种挑衅的小动作，边境的官员通常都选择息事宁人，致使黎朝成为得益的一方。
不过今年的朝贡事件，安南遭到明廷狠狠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由于黎广度私携大明的违禁品离京，且杀害天子亲军犯下谋逆之罪，因而在大明都城被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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