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过分了。”商鸿朗嫌弃道，“强盗逻辑！道德绑架！”
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书桌书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Psychologicaldocto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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