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从四面八方出发时，在我们旁边坐着的州长、扮演威廉·退尔的饭馆老板和其他重要人物那里，却已经开始了一场重要的议论。议论的是一条新的大路的线路问题，这条大路要从本州首府修起，经过本地区，一直修到国境线为止。对狭义的本地区来说，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互相对立的修路方案，这两种方案实行起来，都有同样大的好处和困难。一条线路经过丘陵绵亘的地带，大致和一条次级的旧路是同一条线路，但这条线路弯弯曲曲，预计需要巨大的筑路费；另一条线路越过这条河，比较直，也比较平坦，但这里需要收购的地皮比较贵，还得修一座桥，所以，这两条线路费用不相上下，交通运输条件也大致相同。但是扮演退尔的那位老板的旅店却坐落在那个丘陵地带的旧路旁边，可以望得很远，有许多商人和车夫在这里打尖落脚。如果在平原上修筑一条大路，交通线就要移到那里，这个古老的、驰名的旅店就要冷落了，因此，扮演退尔的精明强干的老板站在拥护他的那些丘陵地带的居民的最前列，力争新路必须经过丘陵地带。另一方面，有一个有钱的木材商人把他的广大的木材场设在平原上，用船向下游运输，他觉得，这条新路对于向上游运输是十分必要的。五六年来，他就是本州大参议会议员，是那些与其说给立法机关在思想方面有所贡献，毋宁说由于掌握事务方面的实际知识和地方知识，而成为这一机关中的朴实的、不可缺少的、因而经常连任的委员和对一切党派都同样有益的人物之一。他是激进派，在政治问题上赞成进步的主张，但不好高谈阔论，因为他与其说是通过他的演说，毋宁说是通过他的榜样发生影响。只有一旦涉及掏腰包的问题时，他才好大发议论，提出反对的理由，结果，使辩论拖延下去，因为，对他来说，实行自由主义也是一种生意，他认为，从六个企业的费用中削减下的开支还可以再办第七个企业。对待自由和启蒙问题，他主张按照聪明的工厂主那样的办法，不打算使用巨额资金修建起一座庞大的、豪华的大厦，勉强可以让工人在其中干活，而宁愿使一些不显眼的、被煤烟熏黑的建筑物，工场挨着工场、仓库挨着仓库，排成行列出现，根据需要和利润条件，有时修建临时性的、有时修建半永久性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逐渐修建的，但越往后就越来越快，结果，到处看到烟筒冒烟，锅炉冒蒸汽，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而每个工人在欢乐忙乱的工作中都懂得自己的操作方法。所以，这位木材商人总是极力反对修建又大又美观的校舍，反对提高教师的工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许多简陋的、设备较差的教室，这些教室坐落在一些儿童住的地方附近，儿童在这些极其简陋的教室的各个角落里勤奋刻苦地学习，这个国家才可以说是有真正的文化。这位木材商人断言，过分巨大的费用只会妨碍实际行动；人们需要的不是一把剑把上镶着宝石的、拿着硌手的金宝剑，需要的是一把又锋利又轻便的、由于用力使用已经把木柄磨得光滑的、拿起来进行防卫和劳动都十分适用的斧子，这种斧子柄上的令人尊敬的光泽比那把宝剑上镶着的黄金和宝石放出的光芒要美得多。一个修建宫殿的民族只不过是为自己定做华丽的墓碑；对抗风云变幻的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在风云变幻的旗帜下，轻快敏捷地渡过时代的惊涛骇浪；一个民族只有理解了这一点，经常保持武装，做好进军准备，不带不必要的辎重，但拥有丰富的战争基金，它的精神的经验和原则构成的到处可以携带、可以搭起的轻便通风而又无法破坏的活动帐篷，同时又是它的神庙、宫殿、要塞和住宅，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真正永久存在，甚至凭借这种活动帐篷使它的国土保持更久。特别是瑞士人如果想在自己的山上修建壮丽的建筑，那是愚蠢的事；至多也许可以在山脚下修建几个壮观的城市，除此以外，就完全让大自然去显示其壮丽的风光；这不仅是最便宜的办法，而且是最聪明的办法。在艺术中，这位木材商人只肯定雄辩术和歌唱，因为这两种艺术符合他的“活动天幕”论，不用花钱，也不占地方。他自己的产业看来完全体现了他这些原则：木柴、建筑用的木料以及煤、铁和石头堆积如山，占了很大的一片地方；其中还有大大小小的菜园呈现出一片一片的绿色，因为哪一片地方整个夏季都要闲着，就赶快在那儿种菜；在他还没有让人斫伐的大枞树荫里，到处都有锯木场或锻工场。他的住宅夹杂其间，看起来与其说像阔人的公馆，不如说像工人住的小房子，他家的妇女们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花园，不得不进行不断的斗争，小花园时而移到这个角落，时而移到那个角落，她们不得不随着小花园在住宅周围逃来逃去，这一片地方哪儿都看不见篱笆或树垣的影子。这里藏着巨大的财富，但这财富天天都在改变它的外貌；遇到有利的机会，此人有时甚至把这些建筑物的屋顶都卖出去，然而，他多年以来就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这条有争议的公路似乎是给他这块地产锦上添花；因为他认为，好路是世界上的至宝，但绝不能有费钱的里程牌、刺槐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他还几乎老坐着一辆轻便朴素的、但质量极好的马车上街，这辆马车的车房也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而且完全是用很次的建筑木料修盖的。这个木材商人说，饭馆老板得把山上的小房子锁起来，在山下的新路和桥旁边修建一所旅店，因为那里还有船夫来往，将来顾客一定会更多。但饭馆老板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祖先代代相传开饭馆的房子；他好从这座阳光充足的山上纵目远望四野，而且他已经让人在这所房子的墙上画了一些取材于瑞士的美丽故事的壁画。他绝对不赞成用粗制的斧子来进行防卫的主张，他说，这种斧子至多也只能偶尔用来杀死一个伏尔芬西森[1]那样的人；在真正卫国的情况下，他得使用一支极好的、精工细制的步枪，对他来说，操纵这种步枪是最高尚的娱乐。他还认为，自由公民必须劳动，必须设法给自己谋求和维持独立的生活，但储蓄的钱不要超过所需；如果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人就应该有适当的休息，喝一杯葡萄酒，一面喝酒，一面说一些有道理的话，对国家的过去和将来进行有教育意义的考虑。他经营小规模的葡萄酒生意，专贩卖名贵的好酒，这与其说是以此为业，毋宁说是临时的副业，对家里的事，他并没有多去费力，却件件都顺利进行。此外，他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崇尚实际行动的人，但多半是在道德方面，在政治方面，他虽然不是本州大参议会议员，但是个有势力的、深孚众望的人物。选举时，许多人都听从他的意见；因此，政府既不愿惹怒木材商人，也不愿惹怒他，和自己为敌。州长现在抓住这个机会，促使他们二人在有争议的筑路问题上妥协。这位州长是个面貌清秀、身材魁梧的人，高贵的、灰白的头发像敷上发粉似的，穿着质地精美的内衣和上衣，白皙的手上戴着金戒指，态度和蔼，很喜欢笑。他总是神色镇静，处理事务果断有力，而并不仗势欺人，摆出政府官员的架子。他有政治学方面的修养，但向来都只是在必要时才适当地显示出这方面的修养，而且这样做时，好像只不过是对农民们讲自己偶然听到的事情似的，这种事情，如果机缘凑巧，农民们自己照样可以知道。他穿着他的质地精美的上衣到农民去的一切地方去，而并不担心把衣服弄脏，也确实弄不脏。他待人不像长官对待下属，或者军官对待兵士，也不像父亲对待子女，或者教长对待教士那样，而像对待和自己一起办事、一起尽责任的人似的，态度非常自然。他既不努力做出平易近人的样子，也不努力哗众取宠，更不想装出被雇用的人民公仆的样子。他的自信心的来源不是他的官职的荣誉，而是他的责任感；他既不自命高人一等，但也不自认低人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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