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降临我寄宿的人家了；简直可以说，我一定在楼梯上遇到了他。房东太太下午生了孩子，现在她已经一命呜呼，和死孩子紧挨着躺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我不得不从敞开的房门前走过；产婆和一位女邻居正一面扫除，一面抚慰从卧室里跑出来的哭哭啼啼的孩子们。稍微比我先回到家里的男房东坐在一把椅子上，原来他从晌午就跟在那些游行队伍后面观看各种热闹儿，在我回来以前不久才回到家里，因为人们到他常去的那些地方去找他哪儿都没有找到。他在外边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工作我不清楚，他所挣的钱大部分自己花掉。死去的太太是家庭的柱石和赡养者。
现在男房东坐在这一片悲惨的景象当中，一言不发，心里没辙，面色苍白，原来他四处游逛时脸上浮现着的喜悦的红光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不能上床去睡觉，只好醒着待着，而并没有用处，也不帮什么忙。他用畏怯的目光注视着用一块布儿包起来的模模糊糊的小孩儿尸体，这个小孩儿还没有见天日就在一片痛苦和烦恼的喧嚣混乱当中死去了。他不寒而栗地摇了摇头，凝视着小孩儿的母亲，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显出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样子，像一个有经验的死者似的；无论是丈夫、孩子们或者邻居们都不能感动她，甚至她身边的那个小孩儿也和她毫不相干了，虽然她在不久以前还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孩子们在母亲弥留之际被关在房间里，没有人照顾，他们饿得慌，一面哭哭啼啼地要母亲，声音非常可怜，一面哭着要饭吃，到后来男房东才打起精神来，用他那麻木的手脚四面八方地探寻，想发现他太太把她死前准备好的最后那顿饭放在什么地方了。他不由得转身向她望去，仿佛她一定会喊：到那儿去找，牛奶在那儿，面包放在那里，咖啡豆的磨具里还有咖啡！但她却一言不发。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近这悲惨的情景，问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事。其中的一位妇女对我说，医生们已经嘱咐把死者马上运到停尸房去；黎明就把尸体运去，最好不过，只是房东不去接洽的话，就没有人去。我听了这话以后，自告奋勇去办理这件事，十分钟后我就拉停尸房的门铃了。我把必要的话告诉看守者以后，就隔着玻璃门向大厅里一望，只见各个等级和各种年龄的死者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好像市场上的商人等待着天明，或者行将出境的移民躺在自己的行李上面睡大觉似的。我也看到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躺在花上面长眠。还没有发育成熟的乳房在寿衣上投下了两个浅淡的影子；这时我想起了我昨天夜晚的经历和打算，于是满怀疑虑和不安、恐怖和倦意，急忙回去睡觉。
这一觉却睡得如同在暴风雨当中一样不安静，而且很不愉快。一会儿被这家人的悲惨的事情惊醒，一会儿又为似睡非睡的梦境所萦绕，在这些梦境中活生生的东西和准备进入坟墓的东西、恋爱的情话和哀悼死者的挽歌连续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天亮的时候，我至少可以集中我的思想了，才吸了一口长气，放下心来。
但是我的种种思想却立刻互相争执起来；因为当我坐起来，把手放在前额上，细想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首先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犹犹豫豫，不知是否应该在警告我的严肃的死的暗影面前后退，还是照旧追求以贫困的劳动妇女的丰姿诱惑我的那一可爱的形象。诱惑仍然胜利了；我觉得，在一个少女的温柔的怀抱里重新找到安慰和信任并且重新找到自己本身，这正是最好的办法。良心越是严肃地警告我，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讲恋爱，不要建立这样一种后果严重的联盟，说了话要算数儿，实现自己的意图关系到自己的名誉，需要有勇气才行，这种种理由就越发源源不绝地涌上心头。我甚至下定决心，不等到周末才去找这位可爱的姑娘，当天晚上就去，但要先去和那位年老的旧货商人商量一下，看他是不是能够像最近那样继续给我那一类的平凡的工作。
于是我就在眼睛和嘴唇都洋溢着对生活的憧憬的情况下步出这有丧事的人家的门，女房东和她最后一个孩子的尸体已经在几个钟头以前从这里运走了。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在敞开着的门口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坐着，我没有理睬他们。当我迈出了家门，匆匆忙忙地顺着街走下去时，我碰见了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美丽的妇女挎着胳膊走去。他俩服装很体面，穿着一套整洁的旅行衣服，显而易见地是在努力去找一个门牌号码，这个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他们手里拿着放在眼前随时观看。我觉得，这个男子很面熟，但由于心不在焉并没有再往下想；但我正要回避时，他却更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用家乡方言的腔调说道：“这准是他！您不就是我们刚才正在找的那位雷·亨利先生吗？”
我认出他是我们城里一位住得邻近我家的手工业工人来了，心里感到又惊又喜；他几年前差不多和我同时到外地漫游，但早已回到家乡成了师傅，他把他父亲的买卖接收过来，并且加以扩充，现在他正在作新婚旅行。但他作这次旅行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附带目的，因为和他挎着胳膊走的妻子是个富裕市民的女儿，她给他带来了可以经营任何有利可图的企业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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